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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者能生产知识吗？

行动者能产生知识吗？能不能做研究？过去我真的是不相信。我的学历只是初中，我觉得一个初中生怎么能生产知识呢？但现在我相信了，行动者是能做研究的。

一般会说，研究是学者的事情，行动是行动者的事情。我觉得做研究多好啊！来个导师带几个学生写一个研究报告出来，做个访谈，高大上的，交给基金会看，我们的项目做得挺好的，导师已经研究出来了。有的时候，基金会都不看这个东西。我觉得过去我们在漫长的过程中去寻找这个脉络的时候，是因为不知道有一些东西是需要由我们自己做梳理的。

有效的对话是行动研究的基础，我第一次系统学习行动研究是在2011年10月，我们去到了河南周山村。在那里学习行动研究，我学得满身都是汗。老师说今天一天的课程就是学习介绍自己。我心里想这个需要学习一天吗？老师说：“今天我们就要知识共创。”像我们这次恒星计划工作坊的知识共创，一天下来的学习结果就是在介绍自己，讲清楚你的逻辑和脉络。讲不清楚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导师会帮助你让你今晚不睡觉去梳理你的逻辑。我们一般听到“导师要帮助你的时候”，就知道今天晚上肯定会很惨了，因为至少到凌晨三点。我们怎么做自我介绍呢？先去学写，把自己写清楚，最后要站起来去讲清楚。自己觉得明白和你讲明白是两回事啊，有时候我们一讲就跑题。昨天咱们“恒星计划”工作坊“可持续社区实务工具共创”的环节在做总结时，大君还在说，有个组跑偏了，但是偏得很有意思。

每一个行动者背后是有逻辑的，一个行动研究者要知道自己背后的逻辑。所以我在河南学习的最大收获是——那个时候都不敢说话了。我们上午场是练习，下午场就开始做自我介绍了。老师问谁先开始介绍，五分钟没有一个人敢举手，为啥？因为怕说错了，怕讲不清楚自己的逻辑，但最后我们几个年龄比较老点的，抱着对自己开刀的心态先上去介绍了。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和老师有对话，我们称做反映对话。这种对话会帮助我厘清自己的行动逻辑。

我们的管理团队也经常对话，那个时候对话对得很多人下不来，下不来的原因是啥？一种原因是，你不想让大家看到你最真实的想法或者你不敢直面你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说话说不出来，被猜的时候，也很痛苦。我猜你是这么想的，你猜我是这么想的，这一猜啊，两口子都要搞出问题。没有有效的对话，很多心结是打不开的。每个行动研究者，最后你的行动历程一定是要把行动可视化的，要让眼睛看得见，要让眼睛一定能看得见你的行动，不仅是你的行动，还有你家人的行动、你同事的行动。如果我们看不到行动，一定会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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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对话，看见另外的自己

行动研究的目标就是培养具有反思能力的实践者，行动研究对于行动者是改进实务工作的一把利器。最开始我觉得它是一个工具，但是到后来真的是修行了。行动研究就是学无止境的终身学习。梳理行动者的知识，需要反映对话。为什么是反映对话？通过对话梳理自己，把日常纷乱的大脑按下暂停键，放下一些东西，重新去审视自己。所以为此，当按下暂停键的时候，我这几天就和阿甘一起，把我的暂停键按下了。

所以为什么我会在这边讲阿甘呢？因为工作坊这几天，我和阿甘是共同陪伴，他和我分享了他的行动故事，我是受益者。但我是他的陪伴导师，我应该怎么在他行动的当下去陪伴阿甘？去看见另外的自己？行动研究就是一把利器，这把利器是剖开式的，它剖向自己，我也想把这把利器教给阿甘，让阿甘去对自己剖析。

阿甘反馈道：“这两天每天晚上都和高队聊到很晚，凌晨两点钟才睡觉。其实我也不太明白到底行动研究是什么，包括所谓的过程和对话。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整个过程下来就是让我看到我自己本身在面对的东西。我在面对的东西可能是过去的一些经历，要从过去的一些经历来看到我到底在害怕什么，就是像高队前面在讲，要去看到行动者一路走过来的脉络，他走到今天，他行动的一些逻辑。我觉得有时候自己是很难去想的，那高队刚好作为一个协作者和陪伴者，在这两天跟我分享了很多自己的一些思考和想法。他在某些关键点的一些问题，可以作为触点继续去深挖。这些问题很尖锐，可能让你不舒服、不太好去面对。有点像高队刚才讲他做行动研究时的那些过程，需要你站在那个位置上面，或是找到你自己合适的时候，能够把你自己的东西去阐述出来。当你去做阐述的时候，或是说当你去做梳理的时候，你就会找到一些东西，放下或者接纳。这些是为了朝向未来，是为了一个新的我能够得到生长，也是为了新的自由能够得到生长。”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陷入一个圈以后很难走出去，需要协作者来协助你去走出这一段道路。刚刚阿甘说的“放下”和“看见”很重要。有时候我们是放不下，我们有执念。执念没有错，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执念的方向在哪，我们不够清晰的时候，需要有协作者去协助你去看清方向。

当我们把暂停键按下来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很多东西。通过对话去看见自己，把贪婪、迷失的自己给找出来。行动研究核心的东西是反映对话，突破你的舒适区和伪装，看到最真实的自己。

面对就是痛！那是什么样的痛呢？那是直面你的内心。就如人的身上长了一个疮，生疮的时候挤脓头很痛。行动研究就像一把利器，一点点地把脓头挤出来。很痛，但后来会很爽，虽然这个过程是慢慢发生的。我们这批学员不一样，都是有着丰富一线行动经验的实务工作者，从现在开始做行动研究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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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行动的研究？

我过去一直觉得，让我讲故事、写故事可以，但是让我做研究，很荒唐。研究里面，有逻辑框架、有理论支撑，这对于我一个初中学历的人都是挑战。

但你必须得做。

行动研究背后是反思，是真反思。社会工作也讲反思，但反思是要开刀的，是向自己开刀。你看到问题，但你不动。有些人说，我发现了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发现了问题。但又有多少人厘清了问题的逻辑、找到了问题的解决办法并把它实践了出来？

第一，我们要做问题和方法的梳理。5.12汶川地震发生后，300多万志愿者参与在地的救灾工作。到今天，还仍旧坚持做灾后重建的公益力量很少，其中就有我们。当你去坚守，一定有人会看见。古训说，人在做天在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通过梳理，我们很多从志愿者成为我们的资助人。

第二，我们要做服务模式的梳理。我们从资助学生到关照学生的家庭，又从400多个受灾的学生家庭中里面找到61位单亲妈妈，做了妈妈农场。这样，精细化服务就出来了。当我走进这些单亲妈妈的时候，她们的故事真的感动了我。她们房子没有了，老公也不在世了，她们少了一个安全的区域。很多人都说这个世上母亲伟大，但社会上对单亲妈妈的关注和支持很少！这些问题有没有被看见，有没有人去直面、去应对它。所以，我觉得一个团队活下去的希望，就是要破釜沉舟，面对这些社会的痛处，迎面而上，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社会组织存活下去最大的希望和价值。

2017年3月20日至21日，我们做了一个有关家庭教育的工作坊，参加活动21位妈妈中，有18位是单亲妈妈。我想了解一下她们的生活。一位妈妈说：“高队，我们也不算苦，我们自己还能过日子。”我说：“能不能给我讲一下你怎么过的日子。”这位妈妈说：“我骑个摩托车，去山里挖药，把药卖了，我就可以养活孩子。”她就这么淡淡地讲完了。第二个妈讲就不是这么讲了，她讲我过得好苦，一把鼻涕一把泪。第三个妈，第四个也是。几个妈一讲完，把我讲得找不到方向了！我一定要去她们住的地方看看。

我记得，当我去走访时，迎面见到那个骑摩托车上山挖药卖药的单亲妈妈，这个身高只有1米5的妈妈，骑一个125排量的摩托车，她为了挖药，需要骑摩托车骑山路一个半小时，然后再走路一个半小时。我去到了她的住处，她住在一个潮湿的山洞里，并且得了严重的妇科病。她一个礼拜下来，挖药可以卖800块钱。但是卖了药材后，她每个礼拜要用500多块钱去治病。后来，为了祛湿她又喝酒，喝酒以后身体又发胖。我就站在洞口，对那位单亲妈妈说：“有一天，我一定会找一个地方，让你们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大家一起生活。”那个时候，我就发了个愿，我要为这些不被看见的母亲营造一个安全的港湾。所以我第一个项目叫港湾计划。

那次探访回来之后，我开始忏悔，开始面对我母亲和妻子的感情。我父亲去世18年了，我从没去问过我的妈妈，你的情感怎么样，你是怎样过来的？我妻子是在离婚七年之后与我相遇的。我此前从来没有去关心妻子在离婚七年的时间里是怎么过的？通过这些单亲妈妈，我看到了我自己，我自己的家庭。

助人就是助己。一个行动者，应该直面社会问题，也要面对自己的问题。

当我把这些故事和我的计划去讲给北京一个基金会的时候，那位负责人就说，高队你想做多少？我说，我想做一个妈妈农场。他说，你说需要多少钱。我说我不知道，他说100万够不够？我说我不知道。我回去做了个预算，150万。150万其实不够，我后来又把这个故事讲给另一个基金会听，给了70万。有了220万，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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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者看得见也要被看见

作为一个行动者，我们眼中有什么东西，我们要看得见也要被看见。那些单亲家庭是与我一起长大的生命共同体，也是她们带给我们活下去的价值和意义。

5.12地震改变了我。直至现在，这些地震遗址一直在给我坚持下去的勇气。

在我有很多压力和出现迷茫的时候，这个地方给了我很多的启发。5.12地震期间，北川县有一万多人死去，半个县城被瞬间掩埋，光是上面这张图片拍摄的地方就埋葬了六千多人。我们有一位妈妈，她的孩子在地震中死去，她每年都给孩子写三封信，到今年已经写了36封信。我们每次带妈妈农场的孩子去这个地方的时候，每一个孩子都会把信抄一次。我给孩子们说，你们一定要去读这些信，要读母亲的信。因为，它是我们所有行动的起点。

而今，我把我的行动讲给大家。因为，我相信信念的力量，我相信行动的力量，我相信剖析自己能够照亮他人，我也行动研究能够给我带来改变，也能够帮大家找到自己一切行为的原初和未来成长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