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嘉苑通过若干年的实践，落叶堆积渐厚，土质慢慢转好。那些枯枝落叶、动植物残体及动物排泄物等经过微生物分解转化为腐殖质，可以不断肥沃土壤。

引种乡土植物，尝试是很有趣的。比如杜衡（Asarum forbesii）是中华虎凤蝶的食源。它原本需要比较阴暗、凉爽的环境。上海夏天有梅雨季，容易积水，没想到它还是存活下来了。麦李也得到了鸟类的喜爱。它春季花量多，枝条都能淹没其中。有一年，红色硕果满枝条，一周之后再来看，全被鸟吃完了——但这么好看、好吃的麦李（Cerasus glandulosa）似乎“知名度”不高，现在绿化也采购不太到了。今年还有了一个新的发现，樗蚕蛾（Philosamia cynthia）的茧从今年开始都出现在竹叶花椒上（Zanthoxylum armatum），而前几年它一直是吃乌桕和香樟。

因为宜嘉苑的场地紧临高架，尽管边缘处的水杉、夹竹桃都不是乡土物种，但是我们将其保留，用作高压线下光污染的天然屏障。园地里的枯树落叶积存在那一侧，3年之后，有了上海陆生最常见的萤火虫——黄脉翅萤（Curtos costipennis）。萤火虫喜欢螺类，腐殖质是后者的生长环境。

宜嘉苑里还有意保留了一些朽木的树桩，甲虫的幼虫很喜欢在里面过冬。这几年，园子里的柳树长得越来越多，天牛的幼虫就会钻进去吃，一堆堆“吐出来”的木屑就堆在树底下，成虫则会吃树皮，过多的柳树幼苗最终会自然死亡。这是一种不需要过多人工干预、自然演替的过程。

这里的豆科植物云实（Biancaea decapetala）是我们自己种的，开花金灿灿的，很亮眼。今年冬天，它的叶子的状态不太好，长斑，但不用太担心，自然的修复力是很强的，这就好比人类在冬季免疫力低下，状态不行，就容易感染病菌一样。如果它已生了重病，那么现在叶片早已全部脱落。

唯一的遗憾是，宜嘉苑内不通电、不通网，水与外界水系不连通，时间长了，水质老化。我们当时引种龙舌草（Ottelia alismoides）、粗梗水蕨（Ceratopteris thalictroides）等物种都没有存活，被我们重新引种至闵行城市荒野的新基地中。另外，水塘里的芦苇早期清除得不彻底，2年之后几乎占满整个池塘。芦苇萌生的走茎达到1米左右的深度，现在如果需要将芦苇的根全部清理干净的话，意味着要用挖机把池塘周边的地表全部破坏重建，所以我们了选择保守的方式。

城市生态修复需要系统性的支持

关于城市的生态修复，我们是在陆续推进和深入的过程中发现这个事情比想象得要急迫。

比如城市的发展规划中缺乏生态学的观念和评价标准，城市绿化大多以林业种植、经济价值为导向，这导致上海的林地结构、植物种植不太合理。上海生态公益林、水源涵养林密集种植了很多单一的物种，这些年很多机构包括我们正通过一些课题参与，共同解决当时遗留下来的问题。

城市复育讲求应用和实际操作的场景，既有的基础数据、研究资料太匮乏了。比如，乡土物种到底适合用在什么地方，乡土植物群落组合可以适应怎样的生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如何具体管理，与园林绿化有什么区别？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实证来获得一套可实施的技术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有时绿化部门不一定会选用乡土物种。

事实上，乡土物种种植难度低，存活率高，至少不比它其他的引进植物要高，不需要去担心光照、温度等问题。但是，很多乡土植物的苗木不易采购。这主要还是取决于供求关系。如果没有人生产，那么采购、运输成本就会走高。园林苗圃也不会自发去收集乡土物种进行栽培，担心大量投资之后下游没有需要。而树木成长又需要时间，供需之间有一个时间差，不是今天要，明天就有了的，导致这套链条有点相持不下。

另外，施工阶段和养护单位也没有接触过“生态”概念。如何播种，如何栽种倾向于“一刀切”。更重要的是，人力成本逐年走高，在经济情况大周期的影响下，绿化养护对很多地方财政可能都会形成负担。我们在闵行基地门外的传统绿化已经是今年内的第7次除草了。

所以，目前的城市修复还是处于很初期的阶段，需要从上到下地联通，比如领导具有更多的生态学意识，实际操作的人员具有可实施的生态常识，把很多点连接起来才能让这套方法星星之火般地燎原。

如何具体修复具有生物多样性的生境？

理论上，生物多样性需要具备大尺度的范畴。场地越大，项目越大就越好做。在大的空间内能够容纳更多的生境，否则要兼顾彼此不同的植物的特性会非常难，就是在螺蛳壳里做道场。

但在现实中，我们不得不把所有的物种缩限在一套空间内。宜嘉苑也是典型的浓缩，我们就会做出各种各样的地形，比如没有水系，做一个水系，水系的土可以堆坡，种植一些半山坡的植物，试图在这个“手枪形态”的地块中处理群落变化，这确实很难。不过，我们曾在金山某学校做了更迷你的：在不到1亩地引入了100种乡土植物，效果也还可以。现在，闵行基地占地约26亩，常绿林和落叶林已经被自然分开，中间有河、草地，互相不影响，共分七个功能区。

修复城市生境，需要具体地针对性。这不只是说，对于上海的各区的方法不同，而是哪怕紧挨着的不同地块，复育的差别都可能是巨大的。这主要是因为土质。上海是泥沙淤积型城市，浦东、闵行等形成时间相对晚近，土壤相对黏重，碱性强，对很多绿化种植种不太友好。靠近松江区或是佘山等局域的土壤有机物含量较高，土质较好。换言之，松江山区的植物拿到其他地区也可能活不了。

修复生境，也并不是只要“稳定”的群落状态。稳定和多样性才是我们的追求。从先锋物种到后期的顶级群落，顶级群落虽然稳定，但多样性远远不如之前的那些阶段。比如，香樟是顶级群落物种，如果地表不种上荫生植物，就是光秃秃一片，其他物种没法跟它争抢资源，只有个别吃香樟果实的鸟类或昆虫栖息在这里。我们会选择在稳定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多样性，比如考虑疏伐，创造林窗，让演替初期和中期的植物有生长的空间。

没有身份却亟需“保护”的乡土物种

我们重点关注、引种、培育的乡土物种，大多数都不是国家保护植物的名录里——但它们曾经在上海历史上广泛分部，现在却几乎绝迹。但因为没有保护级别，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很不够。

这类默默无闻的乡土种群的消失，可能意味着遗传多样的永久消失。尽管植物上表征可能并不太明显，但如果你观察昆虫、动物会发现，在江浙一带同一种蝴蝶的颜色、斑点会有区别，比如浙江与上海的二尾蛱蝶（Polyura narcaea）就是如此。比如貉（Nyctereutes procyonoides），原本也在上海广泛分布，现在主要分布在郊区，城市化破碎的生境导致他们无法成功迁徙、连通，松江的貉就很难跟南汇等地的貉种群交流。长此以往，小种群繁殖后，种群可能会有退化的风险。

面对这种风险，我们持续进行着引种工作。基于《上海植物志》等统计可知，上海有接近400种乡土植物。但上海的植物，人为干扰比较多，存在时间不定，有些甚至已经消失，或是没有被记录到。同时，临近上海的昆山地区可能也有这类植物。一般来说，上海实在找不到的情况，我们才会到江浙一带引入同一物种，允许它与上海的乡土植物“通约”，因为两地气候和植物分布情况相对接近。

不过，无论是上海还是昆山，城市化都在让区域内的物种消失的速度加快。记得在青浦岑卜村采摘龙舌草时，那片水渠已被挖机铲剩一半，只要晚一天，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遇到。这地方今天已经变成房地产了。无论是数据收集、引种工作都是越早越好，做保育才有依据，否则更多只能是通过现有文本资料去摸索、实践，还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在保育时，不仅关注濒危乡土物种，也注重在生态功能上有重大价值的物种，比如蜂蝶类的蜜源植物，或是能够为鸟类提供果实的食源植物。比如野菊（Chrysanthemum indicum），它在11月盛开，上海乡土植物中最晚开花的就是它，如果栽种了，那么即便到了初冬，蜂类依然有蜜可采。我们努力将全年的花期排满，从3月早春到11月底，以确保不间断的花开放，维持蜂群的生存。

顺这个逻辑，我们可以继续延伸至昆虫种群的复育。乡土植物依赖于昆虫传粉，但是昆虫与这些植物之间是否有单一性和偏好性？我们还在持续观察这些花与对应的传粉昆虫的种类、数量关系。比如，知道种哪些花可以有效吸引哪些昆虫进来，才可以推进恢复昆虫种群。

乡土植物的生长区间有时很狭窄。你有没有发现翅果菊（Pterocypsela indica）生长的位置几乎只在路边与泥地的交接位？在更茂密的草地里，就不会太多。因为它在这个位置比较有优势，就这样窄窄的一条，但很多工人如果不知道这一点，那么可能每年都需要播种，跟绿化养护一样，不停地消耗。

我们的印象中还会觉得荠菜很容易生长，实际上，在宜嘉苑保育区的工人在秋天撒了几麻袋荠菜种子，它是二年生的，发芽率也就十万分之一。荠菜（Capsella bursa-pastoris）其实更适合荒地，别的植物没有优势，它就长得好，如果一块肥沃的、长满了其他的草本植物或是长得很密的禾本植物等的地块，种间竞争太激烈，未必就适合它生长。绶草在上海的一些草坪上生长，没有其他植物跟它竞争，它也能生存，这与它的原生的山谷环境，周围有流动的溪水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自然就是更多元、更具包容性

在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我们并不追求景观导向。野生动物是不可能迁就人类的景观审美的，而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和观念也是会发生变化的，同时也是可以被改变的。比如，以前的绿化往往修剪得很整齐，一排排的，老一辈人还喜欢饱和度很高的花朵类型，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小花、碎花，也能够容纳更杂乱和多元的样貌。

目前，野草在后滩公园、黄浦滨江的园林观赏草中也有使用，会呈现野趣，不过需要提醒的是，这个依然可能是人的“野趣”。对动物来说，不能食用，也未必有“趣”。有时，如果将很少结果、结果了果实也并不太好吃的垂丝海棠，换成乡土植物豆梨（Pyrus calleryana），可能人的需求和野生动物的需求可以更好地配合在一起。豆梨也很具观赏性，乡土植物不一定是“土”的。

我们还在探索一些新的可能。闵行基地新安装了一套生物定位系统，目前共有30个基站，我们在野生小动物身上安装了发射器，将它们每天走的所有路线尽可能还原出来。这套仪器的定位精度理论上只有10厘米误差——以前的GPS定位误差在10多米，对小动物来说就没有意义了。之所以这么做，是希望能够在城市的破碎化生境下，将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范围，不同季节取食关系的对应路线的数据收集起来，通过分析，未来可以应用于植物生境营造、野生动物监测等等。比如城市在多大的生境下，可以容纳多少只刺猬？如果多了，那么如何去处理？什么样的密度是合理的？现在野生动物保护数据相对匮乏，但这些都是需要数据去支持和探讨的。

我最近在看一些古代园林类的书籍，也会有一点观念上的触动。比如古人造园时候，房间只是一小间，很多的面积是留给植物和园林景观的。整个院子是我生活的场所。但在今天，无论这个住房多高档，底楼的院子只是用来堆杂物，堆柴禾，混凝土地面上晒晒衣服，好像只是购房面积多出来的赠品，可有可无，不是它生活的一部分。不管是荒野，还是公园，只有当自然被视作为生活的一部分，高度融合在一起，那么你才会“看到”它们。即便本土植物不是大花型，但它的生物多样性就在那里，它会有季相变化，还非常丰富，人对自然的那种感觉才会被唤醒，并且感知到更多的价值。

文+采访/袁菁

摄影/朱迪

插画/林大悦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 城市中国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