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随着生物多样性丧失速率加剧,传统以"严格保护"为核心的保护区体系逐渐显露出与社区发展脱节的局限,保护区的建立时常对临近社区造成诸如移民、资源使用受限、生计丧失等负面影响[1]。在此背景下,"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OECMs)概念应运而生 (点链接详细了解)。OECMs被普遍认为是能够通过大幅增加陆地和海洋受保护面积、兼顾社会经济发展且兼具成本效益的新型保护管理工具。当然,其在具体实践中仍面临显著的区域适配性挑战,社会组织的参与热情与在地实践未形成有效衔接。
以青屿中国鲎海洋公益保护地为例,在响应生态保护要求,推进传统生计向生态旅游等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型的过程中遭遇了多重现实阻滞。一方面,生态保护的标准与渔民的传统生计习惯存在矛盾,且保护地周边基础设施尚不完善,进一步制约了新型产业的落地;另一方面,新型产业尚处于探索阶段,收益稳定性不足,叠加社区与外来社会组织间沟通机制缺失、权责划分模糊,共同导致生计转型进程迟滞,既制约了OECMs的在地实践,也使得社会组织的实践价值难以充分发挥,加剧了"保护"与"发展"的张力。
究其原因,除了发展利益分配不均,也在于多重信任关系的断裂:日常互动中识别到部分村民之间信任基础薄弱;长期存在的"精英俘获"现象,使普通村民对乡贤等社区精英产生信任疏离,认为难以实现"利益公平共享";村民对自身转型能力及保护地发展潜力的怀疑,也形成了对自我与保护地的双重信任缺失。他们既不认可保护地的发展前景,也对生计转型的可行性缺乏信心。因此,信任重建成为破除青屿保护地生计转型阻滞的重要逻辑起点。

(一)绿色社会工作"关系为本"的实务方法:信任重建的专业基础
在社会工作价值观向"生态正义"延伸的理论演进背景下,Dominelli进一步提出"绿色社会工作"理念,将人类及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经济和自然环境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以整合的视角呈现不平等的本质,捍卫被边缘化和被剥夺权力群体的利益。从实践目标来看,绿色社会工作致力于探索"另类发展路径",追求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力求为贫困社区居民提供合理、可持续的生计体系,强调"生态保护—社会公平—生计保障"的多元协同[2]。
环境问题的背后折射出的是社会结构的失衡和人际关系的不平等[3],化解环境冲突不仅在于修复环境或个人本身,更在于重构不同个体之间的关系。从实践路径来看,不同于单纯以经济理性为导向的干预模式,绿色社会工作聚焦"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区"、"人与自然"的多维关系联结,通过"关系培育—信任重构—社区赋能—行动改变"的递进逻辑,以巩固渔民间的基础互动关系为切入点,逐步扩展至跨主体间的信任重建,最终希望通过持续的行动陪伴,专业赋能,公平分配让村民在实际收益中巩固信任,为生计转型提供稳定的关系支撑,推动青屿中国鲎海洋公益保护地形成"生态保护—生计转型"互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青屿中国鲎保护地日常巡护;图:蟹老板
绿色社会工作者作为"关系协调"和"赋能"的双重载体,一方面,需要搭建“在地知识-科学知识”的转译桥梁,向政府与外来社会组织传递村民对生计稳定性的核心诉求,也向村民解读生态保护标准与转型产业的发展潜力,从而化解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任隔阂,以不同的视角来探究和解决共同关注的问题[2];另一方面,绿色社会工作者还需协调各方利益,搭建平等尊重的合作平台,动员村民从“被动”到“主动”参与到合作生产中,缓解自我信任缺失,唤醒自我转型能力认同的同时,也通过集体互动增强村民间的情感联结。
(二)社会资本理论的"信任维度":结合型与桥接型信任的双重结构
信任作为帕特南社会资本理论中的核心构成要素,同时也被认为是社区有效治理的基石,有效提升社会行为或互动效率的同时,也能降低人际协作成本,为化解社会难题提供非正式制度支持。帕特南将信任嵌入社会资本的类型分为联结型社会资本和桥接型社会资本两种[2],二者共同构成生计转型所需的"关系基础",且与社区实际信任断裂场景形成直接对应。
产生于血缘、地缘或长期互动形成熟人圈子的联结型信任聚焦于社区内部的强关系网络,其核心功能在于情感支持和互助协作的提供[6]。在青屿村情境中,这类信任直接体现为村民间的邻里互助、传统渔业中的生产协作或经验传承,但受"精英俘获"或生计转型分歧的影响。
基于规则共识、利益共享或第三方协调产生的跨群体桥接型信任,其核心价值是打破利益垄断,链接外部资源。这类信任断裂在青屿村的直接表现为:因村落特殊地理位置(海岸线严格管控),改造项目推进受阻等原因造成的部分村民对村委、管理部门的信任不足;因沟通机制缺失,保护与生计利益冲突造成对外来组织的信任缺失;因转型产业收益不稳定,认知不足造成对保护地发展潜力的质疑。
青屿村海域广阔,渔业资源相对丰富,长久以来依赖近岸海域渔业活动,以“讨小海”的方式维持生计,村中仍有八九户渔民从事该作业。其中作业规模相对较大的两三户完全仰赖此劳动维持生计。近年来随着外海捕捞活动扩张影响,周边海域的虾蟹数量减少,村民生计收入面临下滑的压力。

青屿村和保护地航拍;图:大黄鱼
2019年起,青屿村依托福清市市级乡村振兴示范项目,通过收购老宅打造"青年聚落",吸引"新质村民"参与乡村振兴与滨海生态村落建设。
2024年,经乡贤牵线,海若海洋与青屿村村委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并在SEE基金会"为海行动"计划的支持下,落地"青屿中国鲎海洋公益保护地"项目。在全国鲎资源大量下降的当下,青屿村作为为数不多能频繁监测到幼鲎种群的近岸滩涂,展现了重要的生态修复价值和独特的地理优势。不过在实际的项目推进中,由于项目区域与渔民的传统生计作业区高度重合,如何"兼顾渔业生计与海洋保护",动员渔民参与社区协同成了工作的难点和关键手段。

青屿村青年聚落;图:大黄鱼
第一步:地方记忆共建,结合型信任唤醒
口述历史:挖掘社区需求和优势
经过前期长达一年的评估和交流,在与村集体签订公益保护地管理的战略合作协议、明确目标之后,机构并未急于推进干预措施,而是开始了长期驻村,尝试更广泛的与社区接洽,赋权村民主导发展方向,根据当地现状和资源来确定工作重点,因此最重要的便是聆听当地居民的声音,让他们有机会表达需求和意愿。于是我们开始了新一轮的详细调查,来识别社区的资产和优势。
2024年6月起,依托SEE基金会"为海计划"的支持,海若海洋招募了社会工作、人类学、社会学、海洋生物等专业在内的实习生十余名,联合当地居民发起了"传统生态认知和口述史采集"的项目,以了解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和社区的历史文化,从而为后续的保护提供依据,也为社区转产奠定基础。
在整个过程中,村民承担起了主导角色,由被访谈的村民决定去下一家去哪里访谈、和谁访谈,团队成员成为聆听者、学习者:听他们讲述村庄、家族和家庭的历史,个人的生命历程,与家庭成员的关系,家庭内部的分工与责任,讨小海的生计发展与演变,以及如何面对生活中的困难等。近半年的调查了解了社区的方方面面,包括产业组成,经济收入情况,信仰、宗族姓氏、社区内部历史冲突以及不同利益群体间的互动关系,为信任重建和生计转型设计提供了精准的社区画像。

和渔民一起下滩涂收地笼;图:蟹老板
作为参与式农村评估体系的关键方法之一,口述历史已被证实其在社区需求评估、社区动员和参与中的显著作用[6],同时作为一个培育的过程,村民们在追溯过去的记忆中重拾归属感和信心,深化对社区历史文化的认同,并挖掘出社区成员参与公共事务的内在可能性:村民们回忆起当年集体反对风力发电项目的经历,即便是如今对生计转型持抵触态度的渔民,或是已外迁、与社区互动减少的村民,彼时也都因强烈的集体意识主动参与其中。这一共同记忆的唤醒,不仅重新激活了村民的“社区成员”身份认知,更印证了此类群体并非缺乏参与意愿,而是需要通过情感联结与集体认同的重塑,唤醒其参与潜力。
团队经过长期的田野调查和深度沟通,团队和在保护地范围内从事捕捞的渔民达成了初步共识:明确了中国鲎的热点区域,并约定如果需要推进保护工作,该区域的网具需要优先清退。

尝试清点滩涂中废弃地笼的数量;图:蟹老板
鲎文化集体记忆:强化本土及文化认同
在长期的口述史采集、访谈互动中,"鲎"作为一个村民高频提及的记忆符号,团队顺势将其作为日常访谈的一个重要延伸议题,在不经意的交流中完成对"鲎文化"记忆的集体收集和梳理,进一步强化村民对本土生态和文化的认同。
位于中国鲎传统栖息地的青屿村,曾经随处可见前来产卵的超大鲎与出生不久的幼鲎。详情见推文《出走的玩伴》。这些场景构成了几代人共通的生活记忆,也折射出鲎与社区生计的紧密关联。
随着时代变迁,鲎的生存状态与村民对它的认知逐渐发生断层,且有了明显的代际差异:个别老渔民仍能清晰描述鲎的栖息地特征、活动规律,捕捞技巧,中年村民对鲎的印象则多停留在"他人讲述"或"早年模糊记忆"中,鲜少再有近距离接触;青少年虽通过网络知晓鲎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却从未在滩涂觅得其踪迹。时至今日,村民们异口同声近几年未曾见过鲎,关于这位"童年玩伴"的回忆也大致以"以前很多,现在知道不能抓"作结,再无下文。
值得关注的是,去年以来在村委后方滩涂多次发现的幼鲎种群作为近年来的"独苗",为青屿村成为中华鲎保护地的潜力提供了宝贵实证,但在地笼"大军"的层层包围之下,"手无缚鸡之力"的鲎仍是前路难寻。这种"生态危机的切身体会",与记忆中"鲎满滩涂"的场景形成强烈反差,悄然推动村民自发形成生态思考:如何通过集体行动守护这一"童年玩伴"?不仅为后续凝聚社区保护共识提供了认知基础,也通过"共同守护生态记忆载体"为后续凝聚保护共识、深化村内联结型信任埋下了情感伏笔。

向村里的小孩哥了解对鲎的认知;图:蟹老板
通过口述史的收集
我们迈出了地方记忆再现
内部信任唤醒的第一步
如何外部信任壁垒,走向信任转型
探索生态转型之路
第二篇内容继续为大家讲述......
参考资料
[1] 王琦、王辉、虞虎, 2022, 《制度空间视角下自然保护地与人类活动的冲突与协调——以雅鲁藏布大峡谷自然保护区为例》, 《资源科学》第10期.
[2] 古学斌、Lena Dominelli, 2020, 《环境危机背景下绿色社会工作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 《社会工作与管理》第3期.
[3] 王进文、张军,2020,《探寻生态之维:绿色社会工作的理念与路径》, 《社会工作》第5期.
[4] 魏旭鹏, 2024, 《社会发展中的润滑剂——社会资本理论综述》, 《产业与科技论坛》第17期.
[5] 罗伯特·帕特南,2011, 《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 刘波、祝乃娟、张孜异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6] 古学斌、陆德泉, 2002, 《口述历史与发展行动的反省——以中国贫困地区教育扶贫项目为例》, 《香港社会学学报》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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