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水环保组织中的先驱，淮河卫士在一线行动了十多年。在取得一定影响力的同时，如何面对组织发展中的内外挑战，是包括其在内的诸多环保组织需要思考的问题。一起看合一绿学院对淮河卫士霍岱珊的访谈。
《中国民间水环境保护组织发展调查报告及案例访谈》由合一绿学院研究员韦伟在2016年3月24日的“环境社会治理论坛”上现场分享发布。本次调查研究历时大半年，研究团队对全国49个参与水环境保护的民间组织进行了问卷调查，并从中根据发展阶段，随机选取了10个省市的各1家组织进行案例访谈，通过鲜活的案例经验呈现行业发展现状。
由于时间能力有限，本次研究选取的案例数量有限，未来期望通过合一绿学院的持续努力，为关心水环境组织的人们呈现更多的案例。
案例档案
组织名称：淮河水系生态环境科学研究中心
常用名：淮河卫士
发起成立时间：2001年
注册时间：2003年
注册类型：备案
所在地：河南·周口
全职人员：6人
负责人：霍岱珊
网站：http://blog.sina.com.cn/huaiheweishi
关注议题：水污染、河流湖泊保育、农村环境
组织定位：以淮河水系生态环境科学研究为基础，推动群众性环境教育、提高全社会的环境意识，倡导绿色文明，促进淮河流域的环保事业，实施淮河流域绿色环保希望工程，加快淮河水污染治理，最终实现淮河流域重现碧水蓝天，社会经济得以全面持续稳定发展。
引言
由最初的摄影展示到圆桌对话，由单点行动到项目复制，淮河卫士通过设立监督站对淮河水系进行污染监督，引入生物净水技术，自建生物净水装置，对癌症村的污染受害者进行救助，两条线路并行，取得一定的社会反响。但在经费有限，淮河污染急遽恶化的情况下，淮河卫士如何面对组织发展中的内外挑战，仍值得思考。
1.您当时创立机构的背景是什么？
霍岱珊：
我们机构成立于2001年，2003年10月民政注册。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NGO，我拍的照片很多媒体没法用、不敢用。他们让我到北京去找自然之友，介绍了梁从诫的背景，说他可以直接向政府反映污染问题。还有在2001年，我拍的照片也在国家级影展中获奖了，就是关于污染造成癌症村的照片。我去北京开会领奖，借此机会拜访了梁从诫先生。当时看到自然之友办的刊物，介绍了NGO。看到之后热血沸腾，心情很复杂。中国人对集会结社、自己成立组织是有很多忌讳的，因而对其可行性产生了疑问。但是既然自然之友能够做，那我相信我也能够做。光凭自己一个人是不够的，所以要组织起来，对当地的环境治理发挥作用，最起码也有一个推动与促进的作用。于是，回来以后我就开始着手建立这个民间组织，“淮河水系生态环境科学研究中心”是我们的学名，“淮河卫士”是昵称。
2.项目开展地的水环境如何？
霍岱珊：
水环境是这样，由于既往污染的存在，尽管中国出台了新的环保法和“水十条”，但是水污染已经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晚了。当初在发现环境问题的时候，我们在报告当中的表述是“如此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是我们列举不出很多问题。而现在不是这样说了，而是说“种种不可设想的问题都变成了现实”，一个个的环境问题，其灾难及危机，都凸显了。饮用水的问题，食品安全的问题，空气污染的问题，气候变化的问题，尤其是癌症高发的问题，都出现了。
其实国家是非常重视水污染治理的，早在1994年国家就已经确定了要实行流域治理，对我国的“三河三湖”的流域治理。同年淮河流域治理也成为国务院的示范项目。1995年国务院又出台了《淮河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这是中国历史上针对一个区域出台最快、规格最高的条例。《条例》规定了其治理的时限，规定要在1997年实现主要排污口的达标排放，2000年实现淮河水质的变清。到了1997年12月限期后，1998年1月我马上到淮河去看，发现所谓的治理达标全是假的。
我们当地的沙颍河，我知道这里面问题很严重，新闻媒体对外发布的和实际情况不一样。于是我就打算对全淮河流域进行一次摄影考察。当时我就想着做摄影考察，形成一个可视资料，图文并茂的，打包发给领导，提几条建议。但是在真正进行考察的时候，发现问题真的很严重，当时没有想到生态是什么状态，更多的是单纯地关注河水水质。一去了解才知道大家没水吃，村庄取的水都是有臭味的，很多的人得病，得癌症。水污染的情况一个是有机污染:有机物和氨氮，氨氮比较复杂，可以转化为硝酸盐、亚硝酸盐，亚硝酸盐是致癌的；另一方面是化学污染，持久性化学污染物，多氯联苯，通称POPs。它有三致，致癌、致畸、致突变。
3.针对地方的水污染问题，你们主要运用什么工作手法？
霍岱珊：
我们做一项监督，两项救助。一项监督就是对淮河水污染治理和企业排污口进行长期的跟踪调查和监督，主要就是污染的来源。因为我拍照片、写发言、调研报告等个人行为比较多，所以大家都会和我商量事情，有问题也会向我反映。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我们机构中来。我们获得的环境信息、污染信息等都是在工作当中不断地有人向我们提供的。
我们开了两次“莲花模式”研讨会，首先在当地推广，后来辐射到淮河流域。从“莲花模式”到“淮河模式”，如果做得好的话还能做成“中国模式”。我们建立了8个自然生态保护站，覆盖了淮河源头，一直到洪泽湖，有800公里。由当地人来解决当地的环境问题，由他们具体执行对污染源，对河流进行的定点监控，效果非常好。
由于长期的淮河水污染，沿河农村的地下水饮用水也随之被污染，有很多村民“饮水得病、因病返贫、贫病交困”。淮河卫士开展“两项救助”就是在癌症村进行清洁饮水救助和医疗卫生救助。我们从社会上募集到100多万元的治疗药物，救助癌症患者200多名，有些都已经治好了。癌症主要有喉咽癌、食道癌、贲门癌、胃癌、肝癌、肠癌，都是消化道癌症。清洁饮水救助就是运用淮河卫士的专利技术，在癌症高发村建造生物净水装置，让村民吃到干净的水，从而降低癌症、结实、不孕不育、新生儿畸形等生态环境疾病的发病率。我们这样做是十分有效的，这个问题我可以单独讲。
4.监测站如何实施水污染监督？
霍岱珊：
监控是由村民反馈信息，然后从我这个地方再向有关部门发出信息通报，是有作用的。八个监测站寻找污染源，根据不同的情况实行，正常的情况一个礼拜看一次。如果发生了污染的话，一天要看好几次。2011年我们这里又发生了污染事件，但这个是流域的问题，不是说某一个厂，上游来水出现了泡沫、异色异味。于是大家每天就在河边向当地的环保部门、公安反映污染问题，也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反映。后来我们还派人到当地，跟他们面对面解决问题。这比国家的监测机构提前了一周到十天。我们在污染出现的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应急和反馈，因此没有大的危害。
5.您为什么会提出流域治理这一思路？
霍岱珊：
因为我进行了淮河流域的生态环保摄影，我在一个地方把它做好没用，它必须是全流域的治理；另外一个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研究大禹治水。大禹治水太有意思了，他父亲一开始使用堵的方法，治水九年不成，被杀掉了。后来他导流入海，疏导，就成功了。另外他也是公众参与，大禹不是神，他没那么大能耐。他的疏导是公众参与，那时候的生产力水平，只能是人海战术，所以他就成功了。况且还有沟通，他到了淮河下游，在涂山，娶涂山氏为妻，和人家联姻了。他就开始劝说当地的部落首领和百姓，和他一起治水。因此他有很多的沟通，最后他成功了。为什么我们会推崇圆桌对话？它是有历史渊源的。为什么其他人没做成功，只在淮河做成功了，这里面也是有其历史渊源，有其文化底蕴在这里。
为什么我提的是淮河水系，而不是淮河流域呢？因为在名称上有几个禁忌，说淮河流域的话，就会跨行政区域，在行政上形成一种阻碍，但“水系”就没问题。水系可大可小，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说成淮河水系。
6.项目开展过程中是否遇到阻碍？
霍岱珊：
最大的困难是某些地方官员的惯性思维。他们的思想水平、认识水平相对落后，对一些事情的评价、对民间参与的敏感比较保守。我现在的办法就是，无论哪一个人，哪一个部门，我都要用我们所做过的事情，用我们的所见所闻，告诉他们，甚至于把我们的活动全部拿出来。我们也开“绿茶道”，听起来好像是卖茶叶的，结果来一看，是一个沟通的方式，其实就是绿色茶话会。政府官员、宣传部、当地环保局，还有我们的一些志愿者，在一起议论环境问题，这个方法很好。
公众参与上面，老百姓是麻木的，即使有认识也是很陈旧的，比如说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社会公益，对于我们至今所做的一切，他们也只会说“感谢政府”，但他们这样说我也不跟他们抬杠，只要他们知道我们做的是好事就行，一般的老百姓并不认为会有谁这么好人去做社会公益。
7. 您认为机构从成立到现在，有哪些变化或者进步？
霍岱珊：
创新，这个创新是在既定目标和已经确定的项目的基础上不断地深化，持续地发挥作用，不断地去解决新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做生物净水装置，开始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后来我们就做了，做得还很成功，这就是创新。环境信息公开，我们先做的，这是创新。环保部网站就有我们的照片，环境信息公示牌，做得非常土气，但却是中国的第一面。“莲花模式”是创新，环保约谈也是从我们这里发起的。环保部推圆桌计划，办了很多培训，我们都没机会参加。但是真正做出成效的有谁？不多。我们在当地进行了圆桌对话，邀请机构和我们学习。环保约谈是从我们先开创的，现在成为环保部的一个常用手法，非常有效。还有无人机摄影，我们在很多年之前是人直接乘动力伞飞上去拍的，都是我们在先做，这都是创新。
基金会的“创新”含义不一样，这就导致了这些环保机构都跟着基金会的调子转，转着转着把自己转晕了，所以工作成效不大。而我们注重的是成效与改变。一个NGO组织工作了，努力了，有没有发挥到推动作用，有没有改变，这是很关键的。没有改变，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推动了，改变了，这才是存在的价值。包括环境质量的改善，推动政策的改变，都很重要。
8.您认为机构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霍岱珊：
经费仍然是个大问题。我们不仅需要运营经费，还需要项目经费。因为我们现在报道的癌症村，我想通过饮用水改变他们的生态状况，降低其癌症发生率。我们在2004年时就试验了一种生物净水装置，成功了。但是真正应用还是在2008年。这几年我们进行了调整升级等工作，在试验成功后又进行了5个版本的试验和升级，现在已经非常完善了。我们在2008年时应用到癌症村，效果非常好。村民对水质、口感及其作用非常认可。之前的水有怪味，烧开之后有水垢，最明显的弊端就是村民喝过以后会拉肚子。现在这个水没有水垢，过去拉肚子的人也不用吃药，喝这个水就好了。我们当初是想使癌症村的发病率下降，只要有下降我就很满足了，结果喝上这种水以后，有的村庄里已经5—6年没新增癌症发病案例了。过去都是一年5—6个、7—8个，多的甚至十几个。现在我们已经做了41个生物净水装置，38000人喝到了干净的水。我讲的这一段可以称为“清洁饮水救助”的成功与困境。
9.您能谈谈机构未来的发展计划吗？
霍岱珊：
一个是推动皮革危废处理的圆桌对话，这个可能今年能实施。沈丘和项城当地过去有800多家皮革厂，现在减少到了10个。而这10个都是大工厂，但只有少数能达到环保的要求，它的污水治理达到了要求，但是危废处理不合格。主要方法是偷排，我们今年费了很大的劲抓住了他们的把柄，还抓到了当地环保局和他们沆瀣一气，帮助他们转移污染物。本来是违法的排放，一经过当地环保局就成了合法。我们僵持、冷却了一段时间，然后跟他们对话，他们也愿意对话。
如果他们不愿意的话，我们就走媒体途经；选择对话的话，我们可以自己解决，面对问题，采取措施，他们最终也愿意对话。我们前期推动建立了一个“淮河水环境公众参与应急中枢”，我们先前做的一些事情，对污染的响应是我们临时组织，而不是程序预案实施。我们想搞成后者，并分出级别，对每个级别作出相应的响应并快速到位。而这个应急预案，如果没问题的话是不启动的，但有了这个中枢的话，它就可以一直处于运行状态，中枢的最高境界是不去启动预案，而出现了问题就必须启动预案，这就能起到预防的作用。
10.能否谈谈你们与其他环保组织有过的合作关系？
霍岱珊：
我们做过民促会的项目，自然之友也有一些项目，合作得多的是北京的环友科技。我们提出“一线NGO”的概念，把自己定位为“行动型一线环保NGO”，就是通过行动把种种的不可能变为一个又一个的实际改变。这件事情和梁从诫先生谈过，他开始不理解我说的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但到最后还是点头认可了。但是后来他年龄大了，没有亲自做。再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改善，自身的发展，现在自然之友也开始能做一些入木三分的项目了，比如说环境公益诉讼等等。马军的那个项目，我们是17个发起单位之一。另外一个就是厦门绿十字的项目，我们参加了几届，也做过一个倡导项目，并且是成功的。同时，还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公益研究中心）、北京政法大学、北京科技大学长期保持密切联系，淮河卫士到这些高校举办“淮河生态环保摄影展览”和演讲活动，他们从理念、信息、传播等方面与我们进行互动与合作。北京科技大学、南京河海大学、河南工业大学把淮河卫士作为社会实践基地，每年都组织大学生的淮河卫士驻地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感谢南都公益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对本项研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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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22 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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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志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