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立雯与我同岁，也是我的同乡，我们曾在同一时期不同行动线上关注和介入垃圾议题，我们又都有过多年驻村工作的经历。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各自趟出了自己的实践脉络。在立雯和零废弃村落加入恒星伙伴计划前，我们没有交集。在我结识了立雯，并走进立雯和零废弃村落团队的实践场域后，我被她的见识和行动力震撼到了。我想到了有学者对新文化运动中的两位风云人物——鲁迅和胡适的评判：“病症是鲁迅看得准，药方是胡适开得好”。而在垃圾治理问题上，我看到了立雯兼具“鲁迅的看病水平和胡适的开方水平”，这是非常难得的。

此次对谈，立雯抽丝剥茧，阐述了她基于深刻的实践反思和研究而形成的乡村垃圾治理的知识观与方法论。冷静的思考、深刻的见地、如水的韧性和处处彰显的人性光辉，让我看到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行动者力量，看到了于细微处撬动的悄然而深刻的改变。

也愿各位读者和听者，从中找到前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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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这个村里走来

2017年7月到2018年期间，我以河北保定南峪村的垃圾分类为基础，开启了乡村垃圾分类实践的探索。在这第一个村庄，我从最初一个人，发展到两个人。也是从第一村开始，我和搭档开始酝酿成立专注于乡村垃圾分类治理的团队——零废弃村落。

2017年7月初，我先到南峪村做了基础调研。南峪村是太行山山脉脚下的一个山村，我到南峪村之前，村里已经有了投放垃圾的垃圾池，开始垃圾收运也有几年的时间。但是，因为垃圾池的数量不多，清理不及时，农户乱倒垃圾在道路两边，或者周边山里的情况常有发生。

2016年开始，因为中国扶贫基金会进入南峪村和村两委一起发展旅游，南峪村被定位为美丽乡村。也因此村里对环境卫生的要求比之前还要更高。

经过前期实地走访后，8月初，我开始到南峪村驻村工作。在最初的驻村工作期间，我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南峪村的垃圾分类工作做准备。在垃圾议题里工作了9年时间，我比较了解垃圾分类的专业知识，但还是第一次在一个村庄里实践垃圾分类工作。

刚到南峪村时，我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和村支书、曾经的垃圾收运人员，多次交流过去到现在南峪村的环境变化。二是开始实地细致调研。从农户产生的垃圾情况，再到垃圾池的使用情况，垃圾清理后，最终的倾倒地方。

我也在村里一些队长的带领下，尝试敲门，了解每家常住人口情况。做调研的同时，基于我之前在垃圾议题上积累的经验，我开始为南峪村的垃圾分类所需的硬件准备工作做准备。

虽然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南峪村村两委在南峪村的硬件改造上有大量预算和支出。但是，村两委在垃圾分类所需的硬件购置上并没有预算和支出。于是，全村200多户垃圾分类每家所需的两个小桶、垃圾收运车和堆肥场建设，都是我和当时我所在的机构——深圳市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购置的。

我在之前的工作经验中，很少有社区环境营造的经验，但我非常清楚，垃圾分类的教育需要全面动员村里的每一个人。所以，在准备垃圾分类所需硬件的时候，我和村两委在8月底组织了南峪村农户捡垃圾的活动，主要区域是主村中央一条干涸的小溪和路边的垃圾。

后来村里人告诉我，以前村里捡垃圾都是要给工钱的，这还是第一次这么多人一起义务捡垃圾。经过这次捡垃圾，村里很多人认识了我，知道有个外面的人住在了村里，想做垃圾分类。

与村民一起捡拾散落在村庄的垃圾，并将垃圾进行分类

我和村里人熟悉后，村里人告诉我，因为看到我大中午在那里倒腾垃圾，他们特别感动。和村里人一起参与的捡垃圾和垃圾分类的事情中，我也慢慢了解到村里人对垃圾的看法，他们不是不关心这些问题，只是不知该怎么办，需要有人组织。

村两委不参与垃圾分类所需硬件的准备，这一点在后来的工作中，我也有发现和反思，公益组织出钱准备垃圾分类硬件的这种做法并不可行，也是造成村级垃圾分类不可持续的原因之一。因为村两委不用出钱和出力，对于垃圾分类的认知无法深入。

8月底，通过之前同事的介绍，我的同伴、刚刚大学毕业的廖文静，到了南峪村，开始和我一起在村里组织垃圾分类工作。也在8月底，经过三周的准备工作，南峪村垃圾分类所需要的家庭垃圾分类桶，由我的团队购置的低底盘的分类收集车和堆肥场准备好了。

除了这些硬件，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工作要提前准备好，就是找好分类收集人员。因为开始没有经验，不知全村200多户的垃圾花多长时间可以收运完成。

我和村两委商量的结果是，让村里原来做垃圾清运的人开三轮车，由每个自然村打扫卫生的人，协助开车司机，挨家挨户分类收集时，帮忙倒垃圾。

但是，开垃圾车人的工资从哪里来？因为7月中旬，有个企业专门承包了南峪村在内的全县19个美丽乡村的垃圾收运工作。村里摆了大垃圾桶，收运企业的垃圾车会直接到村里收垃圾，村里原来收垃圾的人，不需要再参与，只需要打扫卫生的人，在垃圾车到来时，帮忙拉垃圾桶。垃圾分类后，易腐烂垃圾留在本地，减少了外运的垃圾收运和出力成本。如果企业不参与，不出垃圾分类收集人员的工资，垃圾分类也无法正常开展。

南峪村的垃圾分类收运人员工资，经过村两委和垃圾收运企业协商，并最终将垃圾分类收运人员纳入到垃圾收运企业的管理体系中。

9月4日的傍晚，南峪村垃圾分类仪式在主村召开。当天村里人知道可以免费领到两个垃圾桶，只要在家的都到了现场。现场动员时，村里的支书讲了鼓励大家要做垃圾分类的话，我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如何做干湿垃圾分类的知识，大家都很有耐心的听完整个过程。但是发放垃圾分类桶时，都是一个村的人，很多人都说要给其他家庭代领，而由于没有提前做发放名单，垃圾桶发放出现混乱。幸好有村里人帮忙记录领取名单，垃圾桶发放的混乱局面才得以控制。

同时，我们动员村两委将村里的大垃圾桶收走，将原来的垃圾池拆掉，为挨家挨户上门分类回收做准备。开始村两委不理解，为我们专门坐下来谈过一次，他们就开始明白，因为要挨家挨户上门分类回收，如果大垃圾桶或者垃圾池还在的话，大家肯定不会使用两个小桶，在家里也就不会分类。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大家只能用自己家的两个垃圾桶，倒垃圾时能认出来这户人家有没有分类。

第一次分类收集时是在9月5日的傍晚，一开始场面有些“混乱”。几乎所有人家提出来的垃圾都是混合的，我们一家一户，把他们混合的垃圾，当面分开，当面教每个家庭怎么分。

天黑前的两个小时，只分类回收了30几户，距离收集完全村一半的家庭120多户，还相差甚远。但是经历了最初第一天，面对很多家庭不知如何分类的不知所措，我和同事文静也开始分工合作，我们分别负责不同家庭的面对面垃圾分类教育。

经历了最初三四天超长的垃圾分类收集阶段，随着农户慢慢理解了如何分类，农户的垃圾分得越来越好，我们面对面指导垃圾分类的时间不断缩短。随之，垃圾分类收集时间也大大缩短。

经过两周的磨合，我们对两个自然村挨家挨户面对面的垃圾分类指导工作已经见到成效，90%以上的家庭可以正确分类了。

有了前两周的工作做基础，积累的经验开始用在第二批开展垃圾分类的自然村上。这样，全村垃圾分类全部落实，用了一个月的时间。2017年国庆节前，南峪村全村垃圾分类工作整体落实。垃圾分类收运人员的工资，也在垃圾收运开始后的第三天得以解决。

当时垃圾收运企业主动到村里找村两委，说非常愿意一起开展垃圾分类工作，他们也愿意承担分类收运人员的工资。

也是在南峪村垃圾分类正式开展不久，我和文静决定，团队虽小，但需要有一个对外的称呼。也因为赶上2017年的99公益日，要进行众筹，对外需要一个团队名字。于是，“零废弃村落”这个名字在2017年99公益日之前确定了。

经过一个月的努力，90%以上的农户实现了垃圾分类行为的改变。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南峪村每天可以分出50%左右的易腐烂垃圾，不可腐烂垃圾的外运的压缩车从两天来村里一次，改成每周来一次。垃圾减量效果非常明显。

过程中，作为公益组织参与一个村庄的垃圾分类工作，尤其是和在地力量的协作上，我和文静积累了一些经验。如何和不同农户、村两委和企业更好的沟通垃圾分类工作，在地域广阔的乡村，如何避免因为公共使用的垃圾投放容器撤走后，造成垃圾乱丢等问题，都有了一些工作基础。

这对于我和文静来讲，都是极大的鼓励。这就打破了垃圾分类无法开展是因为“素质”问题的偏见。但是，因为在垃圾分类初期，尤其是挨家挨户垃圾动员时，村两委没有深度参与，这就给南峪村的垃圾分类留下了隐患，也就是后续管理的问题。

我和文静在村里住了3个月，在2017年的10月底离开，离开前，南峪村的垃圾分类还可以常态化运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零废弃村落团队在不同阶段回访这个村庄的垃圾分类时，发现分类管理越来越差。

到2018年4月，我们第三次回访南峪村的垃圾分类工作时，发现堆肥场管理已经形同虚设。从堆肥场里的厨余垃圾里混合了大量塑料来看，源头分类情况也不太好。根源之一是村里没有建立好对垃圾治理的常态化管理。

在南峪村垃圾分类积累的经验，成为零废弃村落日后在其他地区开展乡村垃圾分类工作的基础，垃圾分类的基本原则就是在第一个村打下的。比如，每到一个地方先准备垃圾分类所需的硬件设施，最初垃圾分类启动的两周，实行定时定点，隔天挨家挨户分类回收垃圾。分类回收时，再通过两周高密度、面对面做垃圾分类教育，实现所有家庭垃圾分类行为的改变。

也通过第一个村，零废弃村落得到的非常重要的教训，就是如何发动村两委等内力，深度参与垃圾分类整个过程。公益组织在垃圾分类中的定位是什么，应该承担什么角色，如何实现内生力在垃圾分类中的深度参与，避免日后常态化运行的风险等问题。

撬动内生力发挥作用，实现常态化管理，成为零废弃村落思考乡村垃圾分类的重要方向。 

在河北保定南峪村开展垃圾分类与收运工作

在不同村庄因地制宜

南峪村工作告一段落后，我和文静基于2017年99公益日众筹的项目需要，两人分别去了不同的村庄。2017年12月初，我到了浙江金华永康的马宅村，文静到了江西宜春的南垣村。

在马宅村，我体验了另外一种乡村垃圾分类的定时定点投放方式。

在浙江地区的乡村的分类中，干湿分类两个桶是固定性放在门口的。收运人员收垃圾时，不用喊喇叭，直接到门口收垃圾。于是，在马宅村，我和村两委协商，采用傍晚每家每户在家的时间指导垃圾分类工作。

也是在马宅村，我第一次尝试将南峪村的垃圾分类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用在这个村庄。比如，和村两委协商敲定，最终动员每家每户力量的是马宅村妇女主任带领的妇联组织。因此，马宅村的垃圾分类管理，在后来的持续管理上，持久性比南峪村更有生命力。

但即使隶属于富庶的浙江金华地区，这个较早由政府主导大规模开展垃圾分类治理的区域，因为没有一套连续完整的垃圾分类日常管理体系，马宅村的垃圾分类也没能持续运行管理超过一年。

我在马宅村的驻村工作持续了两个月，就到了2018年春节。通过马宅村的实践，我逐渐意识到，村级的垃圾分类治理，在可持续运行上高度依赖村两委领导对垃圾分类的价值认同和管理意识。

但是，这种高度依赖个人意志的垃圾分类治理，存在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于是，2018年开始，零废弃村落开始留意寻找村级以上，具有垃圾分类治理意愿的乡镇级或者区县政府合作，希望通过与具有行政管理能力的地方政府协作，实现垃圾分类可持续治理的探索。

2018年下半年，在我的家乡党委政府邀请下，我回到河北省献县西城乡西蔡村，协助开展西城乡西蔡村和东屯村两个村庄的垃圾分类工作。这两个村的垃圾分类工作，是在一个没有垃圾收运系统的条件下开展起来的。这一方面开创了垃圾分类管理在没有垃圾收运系统地区开展的路径，另外一方面也面临巨大挑战。

两个村的实践，虽然带来了垃圾收运的好效果，对华北平原乡村垃圾随意丢弃到坑洼处的状况进行了改革。但因为这两个村的垃圾分类硬件投入资金是由上级县政府拨付，是否可以继续扩展到西城乡其他村庄，取决于县政府的支持。由于县政府后期没有支持，项目无法扩展到其他村庄，两个村的垃圾分类工作最终只能由村两委管理。乡村垃圾分类仍未能跳出持续运行一年的周期。但通过挨家挨户上门回收垃圾，两个村实现了垃圾不落地的管理。

在河北献县老家西蔡村推行垃圾分类

通过几个村庄的垃圾分类实践，零废弃村落进一步积累了在不同类型乡村的垃圾分类治理经验。共同的经验是，都延续了垃圾分类治理的基本原则，实现干湿分类的硬件配置和最初阶段面对面指导和推动农户实现垃圾分类行为改变的状况。

但共同的问题是，当零废弃村落退出后，村两委对垃圾分类没有深度认同和管理跟不上的时候，村级垃圾分类运行的持续性出现重大挑战。

一是村两委本身不具有一定的行政属性，无法实现力量联合在村里构建更深入的垃圾分类管理基础。

二是村级区域的垃圾分类无法实现自下而上的实践获得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这些都给乡村垃圾分类持续运行埋下了风险。

但我们更多收获的是继续做下去的信心。因为我们在不同村庄的实践中，发现乡村里的民众对垃圾分类有高度认同。我们看得见垃圾分类后的乡村环境面貌变化，看得见分类对每个家庭没有带来负担。

从社区治理和公共事务治理的角度来看，垃圾分类这种有如此高度认同的事物，如果实现自上而下的持续管理，加上社区管理下沉和深入开展，乡村垃圾分类治理的持续风险会大大降低。

同时通过一年半的探索，我也慢慢反思团队的管理。

对于刚刚毕业，或者没有很多工作经验积累的同事们来讲，独立去开展一个村庄的垃圾分类，面临诸多挑战。

各种挑战里，比较困难的一个是和村两委的沟通。当初入社会的年轻人面对村两委时，往往很难有“气势”和他们对话。这也直接导致零废弃村落团队的新人即使有专业的垃圾分类知识，在与村两委以及垃圾收运企业沟通时也往往比较困难。

所以，除了在村级实践过程中面临的持续运行困境，机构团队分散在四处无法真正落地项目的现状，也让我意识到，应该集中团队的力量在一个地方，主攻一个地区的垃圾分类工作。

走向乡镇

探索可持续治理的基础

2018年9月10日，在河北保定党校。

我向来到这里专门参加环境治理培训的江西省上饶市各区县农业农村部部长们，分享了我在乡村开展垃圾分类的实践经验。会后，上饶市广丰区、玉山县和鄱阳县三个县区的农业农村部的部长分别和我联系，希望邀请零废弃村落团队到他们那里协作乡村垃圾分类工作。

我当时的答复是，请他们在自己的区县找到有强烈意愿在整个乡镇垃圾分类工作的乡镇领导。

最先回应的是广丰区农业农村部的部长，他找到的是东阳乡。我和时任东阳乡党委书记的王青海很快取得了联系。王书记详细和我讨论了乡村垃圾分类分类后的处理和乡村垃圾分类治理中的经济账。我也获知了东阳乡的基本情况，如人口、地理结构以及当时的垃圾管理现状。

但当时我还没能下决心带着团队到东阳乡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因为我还在自己的老家西蔡村推动刚刚开始的垃圾分类工作。而且，我所担心的还是要实现乡村垃圾的可持续治理，上级政府的稳定政策和乡村治理体系都是不可或缺的，以避免人走政息。

然而，东阳乡对乡村垃圾分类的热情和行动力超出我的想象。

2018年11月初，我还在老家西蔡村开展工作动员的时候，东阳乡负责垃圾收运的企业负责人钱凤梅带着她的团队，还有东阳乡两个计划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村两委到西蔡村实地交流。他们此行，带着王书记的诚意邀请，希望零废弃村落团队到东阳乡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我在大家的这次拜访中，看到了东阳乡上至党委政府下到村两委对开展垃圾分类的强烈意愿。

2018年12月初，我和团队到了东阳乡。到东阳乡后，基于乡党委政府已经确定在龙溪村开展垃圾分类的决定。我对龙溪村做了一系列调研，也对东阳乡的垃圾收运和管理现状做了系统调研。基于对龙溪村以及东阳乡垃圾收运情况的了解，我开始和村两委、乡党委政府以及企业交流和探讨如何开展第一个村的垃圾分类工作。

与此前开展乡村垃圾分类工作截然不同的是，这次零废弃村落团队向乡党委政府提出，由村两委来执行所在村庄的入户宣传和动员工作，这样也有利于村两委熟悉垃圾分类工作，日后管理也更加清晰自己的角色定位。

乡党委政府高度认同这种做法，并开始有序组织村两委和企业准备垃圾分类正式运行所需的硬件工作。村两委负责将已经购买的干湿分类小桶，写上农户的名字，并发放到户。村两委也需要负责在村里找合适的堆肥场地，垃圾收运企业负责建设堆肥场，购买和改装村级垃圾分类所需的垃圾分类收集车。

这样，经过一周左右的准备，龙溪村的垃圾分类工作正式启动。

与以往在村级区域开展垃圾分类不同的是，零废弃村落这次的定位是，随时发现村两委、企业和乡党委政府的需要，及时指导他们在垃圾分类中的盲区。

比如，培训村两委在垃圾分类动员会时，如何和民众分享垃圾分类知识，帮企业联系堆肥场建设设计人员，连接垃圾分类收集车的准备资源等。

这个过程中，零废弃村落的核心工作是，协助东阳乡党委政府做全乡村两委垃圾分类知识的系统培训，协助企业理顺分类收集和堆肥设施建设和运行，和乡党委政府一起，在地协助村两委做好垃圾分类准备和落地执行阶段的工作；并在村两委开展挨家挨户垃圾分类宣教工作时，陪伴他们一起走家串户，做必要的信息补充工作。

东阳乡乡党委政府在第一村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前，对全乡12个村的两委和垃圾收运企业做了大量动员工作，形成了全乡上下在垃圾分类方面的共识。乡党委政府同时对全乡垃圾分类执行中，按时间顺序对不同村启动垃圾分类工作做了安排。零废弃村落和乡党委政府主管垃圾分类的主任、企业一起到现场开每个村的垃圾分类动员会。

基于乡党委政府的统筹，2019年春节过后，除了年前开展工作的龙溪村，剩下的11个村也全部有序开始了垃圾分类准备工作。后续开展的村庄，也需要带着自己的村两委到前面已经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村庄，现场学习村两委如何做垃圾分类准备和公众动员工作。

到2019年5月底，东阳乡的垃圾分类工作全部落地执行。2019年6月份，从垃圾收运企业获得的垃圾外运垃圾数据来看，全乡垃圾分类后，外运垃圾减少了50%多。

依托乡村的土地空间，厨余就地堆肥可以实现垃圾减量50%

当东阳乡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到第三个村管村的时候，零废弃村落开始和乡党委政府商量如何制定日常运行的监管考核机制。这一步工作，是零废弃村落在东阳乡工作开始时，就计划好的一部分，也是基于之前村级为单位的垃圾分类工作不可持续问题的经验和教训。

在2019年5月份，全乡垃圾分类工作落地后，东阳乡垃圾分类监管考核机制正式建立，并形成政府文件。文件规定，村两委作为动员民众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主体，需要按照每月至少一次的频率，上户开展垃圾分类工作。

2019年6月底，乡党委政府开展了全乡第一次对村两委的垃圾分类考核工作。核心的考核内容是，对每个村庄抽查一定比例的农户，看农户源头垃圾分类投放准确率。考核结束后，打分评比，作为年度环境卫生考核的一部分。这样的考核工作在东阳乡每个季度执行一次，一直坚持到现在。

东阳乡是零废弃村落在乡镇范围内全程参与执行垃圾分类工作的第一个乡镇。通过东阳乡的工作，零废弃村落对乡镇垃圾分类工作中不同核心利益相关方的角色有了非常明确和清晰的定位。乡镇政府主导整个垃圾分类治理体系，村两委是动员宣传民众参与垃圾分类的主体，企业是垃圾分类收集和分类处理的主体，农户要实现垃圾分类投放。四方有机协作，实现了整个体系的有效运转。

同时，零废弃村落也在这个过程中，对自己参与乡镇垃圾分类工作的角色有了清晰和明确的认知。公益组织应该作为协作者，是乡镇政府垃圾分类工作的“智囊”，帮助乡镇政府在出谋划策，做调研，做规划和执行方案，在地陪伴村两委掌握垃圾分类宣教指导公众垃圾分类。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一起解决问题。

在东阳乡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同时，零废弃村落团队也在成长，由最初两人团队成长为五人团队。2019年4月份，我们也开始协作玉山县四股桥乡的垃圾分类工作。这是自河北保定党校与上饶区县农业农村部部长们交流后，玉山县农业农村部部长寻找的实践乡镇。

与东阳乡乡党委政府全乡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比较顺利不同，玉山县四股桥乡的垃圾分类工作遭遇重大挑战。四股桥乡乡党委政府因为无法有效调动村两委参与垃圾分类挨家挨户实践动员农户的工作，在开展到第四个村后，四股桥乡的垃圾分类工作就告一段落。

在江西上饶东阳乡和四股桥乡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实践时，基于2019年垃圾分类大环境和政策的热度，更多乡镇有了对垃圾分类工作的需求。

零废弃村落以东阳乡为基地，向外输出乡镇级垃圾分类经验。与村级垃圾分类经验输出不同的是，东阳乡的垃圾分类经验输出培训班中，不再是零废弃村落单独组织，乡党委政府、企业还有村两委，都作为经验输出的讲师，他们开始梳理和输出他们的实践知识。

2019年，零废弃村落和东阳乡党委政府一起举办了三期面向全国的垃圾分类交流会。在这个基础上，东阳乡党委政府在管村建立了“东阳乡垃圾分类教育中心”，将东阳乡的垃圾分类开展过程和理念，通过这个中心对外展开。

陈立雯与东阳乡重要合作伙伴以及垃圾治理专家对谈，向来自全国基层政府和民间公益机构的四十余位学习者进行乡村垃圾治理的方法和经验分享。从左至右分别为：陈立雯、东阳乡负责垃圾收运的企业负责人钱凤梅、原东阳乡党委书记王青海、爱芬环保郝利琼、阿牛生态唐莹莹。

2019年10月份，应河北省邢台市任县政府的邀请，零废弃村落到任县开展工作。一个县的工作从哪里开始，零废弃村落给出的方案是从一个乡镇开始，再辐射其他乡镇。

任县垃圾分类工作中，零废弃村落将东阳乡积累的工作经验和基本原则，运用到任县第一个乡镇，协助任县创建了基于乡镇的垃圾分类管理体系。零废弃村落和县政府一起实践了一条县级区域开展垃圾分类的实践道路。

从县域角度，县委政府统筹垃圾分类工作时，如何统筹企业和乡镇政府参与垃圾分类治理，业务主管部门如何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在任县的垃圾分类工作中，我们也有深度探索。

最后，主管部门的核心角色是，监管企业，实现全乡垃圾分类收集和分类处理的硬件运行，保障垃圾分类的后勤工作。

基于乡镇工作的战略思路

零废弃村落在经历了村级的垃圾分类实践工作、广丰区东阳乡、玉山县四股桥乡、河北任县垃圾分类实践工作后，在2019年年底的理事会上，提出了机构发展的三个大方向。

一是持续以乡镇为单位的垃圾分类实践；

二是以东阳乡为基地建立乡村垃圾分类教育中心，全面输出乡镇为单位的垃圾分类经验；

三是以东阳乡为中心发展垃圾减量项目，使用可再生的生物制品和可循环使用的用品，替代塑料等一次性垃圾，源头控制垃圾的产生。

第三项工作是基于干湿垃圾分类的基础上提出的。2019年零废弃村落参与三个乡镇垃圾分类工作中，发现干湿分类后，干垃圾中，90%以上的垃圾都是一次性用品，尤其是以塑料用品为主。

东阳乡管村学校已经在用布袋子替代塑料袋

零废弃村落确定乡镇为单位的垃圾分类治理思路有两个原因：

一是乡镇是承上启下的区域，在垃圾分类中，可以有效构建垃圾分类治理体系和机制，又可以有效调动乡村社区一线的村两委参与动员农户。

二是乡镇一级的单位已经具备了一定能力的行政管理能力，可以抵抗村级垃圾分类运行中的不可持续风险。

2020年，零废弃村落参与了湖北鄂州碧石渡镇和浙江宁波东吴镇的垃圾分类实践工作。通过这两个乡镇的工作，开始全面实践调研、制定规划、执行方案、陪伴落地实施的工作步骤。

这两个乡镇的工作，有了明显的效果。2020年在东阳乡的源头减量实践中，我们也慢慢意识到垃圾分类作为快速切入社区垃圾治理改变的撬动点，是环保类型公益组织进入乡村社区的基础。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要形成持久的、更加有韧性的民众垃圾问题认知的改变，源头减量工作是长久之功，将是垃圾分类切入后，实现乡村社区废弃物治理可持续改变的基础，也是未来零废弃村落需要继续实践和探索的领域。

在万科公益基金会和乐施会（香港）北京办事处的资助和导师伙伴的帮助下，2021年，我们基于过去四年的乡村垃圾分类实践，做了很多经验总结工作，呈现方式也有不同。有基于东阳乡过去三年垃圾分类实践的纪录片《垃圾分类在东阳乡》（关注“零废弃村落”公众号，观看纪录片），也有基于垃圾分类三阶段总结的村级、乡镇级和县级垃圾分类所需的七部垃圾分类教材。还有一本基于过去20年来乡村垃圾治理变迁的报告，报告以零废弃村落的实践经验和另外两家社会组织在广西横县、四川孝儿镇工作的实践，回顾乡村垃圾分类实践的历程。

回顾过去四年零废弃村落在乡村的垃圾分类工作，我内心深处很多涌动的情绪。既有身处垃圾分类实施过程中遇到问题时的焦虑不堪，也有看到农户将易腐烂垃圾分类堆成肥时的兴奋不已，还有对乡镇为单位的垃圾分类持续运行面临挑战的担忧。

而我也对垃圾分类建立了更加理性的认知， 这是社会治理过程必经之路。垃圾治理从混合到分类的过程，必将经历波折，缓慢地上升。让绝大多数人认知产生深刻变化，需要时间。这种认知上的变化，也让我在新的乡镇工作中，变得放松和自如了一些。不管在哪个村庄，经常让人动容的还是人的改变，而这是现实中激励我和更多人投身垃圾治理事业永不枯竭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