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5年成为安徽绿满江淮环保咨询中心的合伙人、理事，到2014年7月创建合肥市善水环境保护发展中心，至今张军在环保公益领域已经走过了16年的时光。

16年间，他坚守在公益一线，先后推动开展了合肥地区的母亲河保护、水源地保护行动和黑臭水体监督等项目，并且积极参与社区垃圾减量，先后承接包河、蜀山区几个社区的垃圾减量的项目。个人也因此获得多项荣誉。

面对行业近年来大大小小的起伏变化，张军表达了他的担忧：虽然这个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很大，前景也很好，但是能支持他们深耕下去的资源很少，而且外部环境越来越艰难。

尽管如此，张军对未来从未丧失过信心，这两年他一直在尝试做一些开拓和自主运营的项目，先保证自己活下去。同时，还影响和支持更多的机构与人来参与公益，“环保公益生态好了，每个机构才会生活得更好。”他说。

01「从“绿满江淮”到“善水环保”」

马广志：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你是如何走上公益之路的？

张军：2003年我从安徽中医药大学（原名安徽中医学院）毕业后，到一家医院工作。由于大学喜欢参与志愿者活动，2005年我到了国际际遇（Opportunity International），主要负责办公室工作；这是一家帮助小生意人得到融资提供担保，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国际性组织。

直到2008年底，我跟另外一个伙伴分别辞职回到了“安徽绿满江淮环境发展中心”（简称“绿满江淮”），开始了在绿满江淮的全职工作。

马广志：机构是在哪里注册的？

张军：当时没有注册，民政部门注册不下来，没有一个合法身份。直到2008年，才以合伙企业的性质在合肥市工商部门注册，就是“安徽绿满江淮环境咨询中心”。

马广志：在国际际遇这三年，你觉得对你后来的公益之路有什么影响？

张军：观念上有了很大的转变。首先，让我认识到做公益需要专业化和职业化，这对我后来推动绿满江淮和善水环保的专业化发展有很大的帮助，也让我更加清晰了NGO未来发展路径。其次，让我的未来有了更多可能性，这三年的工作经验为我以后成为职业公益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马广志：为什么选择环境保护这个方向呢？

张军：一是受成长环境的影响，我是在巢湖边长大的，从小对水就有特别的感情，小时候最开心的事就是与伙伴一起去河里游泳。但当我大学毕业后，却发现一些河流的生态环境恶化了，我就开始思考自己能做些什么。第二，我在医院工作时，了解到一些疾病与环境污染有很大关系，医学上也证实了这一点。

环境与健康的关系，也是我专业关注的一部分。所以，后来就选择环境保护作为自己的职业方向。

马广志：2014年，你离开了绿满江淮后创办了合肥市善水环境保护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善水环保”)。为什么要重新注册一家机构？

张军：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我们团队历时3年多合作拍摄的环境污染问题的纪录片，荣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提名奖”。这份殊荣让我们喜忧参半，虽然因知名度带来的境外筹资有了大幅度提升，但同时也引起了监管部门的关注，本地的敏感度大大增强，很多时候工作也有一些不便。

二是，当时我们有一个巢湖保护的项目，由于一些外部的原因和工作环节上的失误，在安徽省造成了不小的风波。这件事对机构影响很大，更难在民政部门注册；另外家庭也给我施加了很大压力。

所以， 2014年当民政部放开社会组织登记的时候，我重新注册了一家机构，就是善水环保。

02「要活下去，必须要多做些开源的工作」

马广志：善水环保现在的运营情况怎么样？

张军：我们是合肥市首家民政注册的本土环保组织。6年多来，善水环保在当地已经有了较强的公信力和影响力。而且，各政府部门都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现在已经是5A级社会组织。

善水环保每年执行资金大约在200万元左右，过去主要靠国外NGO资助，现在是国内基金会的资助占大部分，还有一部分是政府购买服务和一些企业赞助。

近一年来，我们开始尝试做第三方购买服务，比如面向学生开展自然保护、自然体验等形式的环保研学活动，收取一些服务性收费。同时，我们开始为企业设计一些定制化的环保类公益活动。

马广志：通过一段时间的尝试，这部分的收入是一个怎样的规模呢？

张军：目前我们已经开展了两期，效果很好。未来这个版块的资金占比应该可以达到10%～20%。

马广志：未来是否会孵化一家社会企业？

张军：暂时还没这样的规划，目前只是希望作为一个资金筹措渠道。我判断，至少在近几年，国内基金会在环保领域的资助会缩水；我们要想活下去，必须要多做些开源的工作，来扩大筹资渠道。当然，这有可能成为我们机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马广志：我看到你们有一期的招募书强调，“一定要有情怀，有情怀有情怀！”情怀固然重要，但情怀能支撑多少人、花多少时间来从事环境保护工作呢？

张军：起初，我们团队采取了多种方法、尝试了很多更新颖的模式，来激发公众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但现在我们招全职，不讲情怀了，而是像企业一样招专业性强的工作人员，尽可能提供不低于行业同等水平或者略高一点的薪资待遇。

但同时，我们也希望能招到一些既有专业水平又有情怀的员工。这样的人可能会被培养成中层，甚至是机构的负责人或未来的合伙人。去年，机构已经将我变更为理事长，但是未来我会退到幕后做一些支持工作，让更有能力的人来带领机构发展。

马广志：对很多公益组织来说，接班人问题的确是个挑战。稍有不慎，机构可能面临发展危机。

张军：所以，我希望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机构未来发展的可持续化。比如尝试做一些收费型的项目，或者做一家社会型企业来反哺机构，让工作人员的薪资福利水平有提升，让机构负责人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保障机构发展的稳定性。

03「公益的职业化、专业化才是更重要的」

马广志：作为一名扎根基层多年的一线公益人，你对当前公益生态怎么看？

张军：最大的感受就是专业人才特别匮乏，而且人员流失比较严重。尤其是年轻一代，工作几年以后就走了，留下的人不多。原因就在于公益行业比较“狭窄”，虽然行业未来的发展空间很大，前景也很好，但是能支持他们深耕下去的资源很少，而且外部环境越来越艰难。

当然，人才流失与福利待遇也有很大的关系。公益行业的进入门槛比较低，但要真正能在行业内深耕下去，获得更高的福利待遇，特别考验一个人的专业素养，与其承担的工作相匹配。也有一部分人最初是受价值观影响进入公益领域，但工作几年后，面临结婚生子的家庭压力，期待值可能在公益领域无法得到满足，然后就走掉了。

所以，很多公益机构形成了一种现象，成立之初发展得特别迅猛，但几年后就出现萎靡或危机，原因就在于此。如果渡过了这个瓶颈期，可能达到另一个阶段或层次，机构有突破性的成长，或转型为一家专业化的机构。否则，就不会得到太多外部资源支持，各方面停滞不前不说，有时还会退步。

马广志：你所说的“外部资源”指的是什么？政府支持还是基金会资助？

张军：近些年来，政策上有了很大的进步，《慈善法》、《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等法律相继出台，公益行业变得更加有法可依。但对大多数草根组织而言，资源却不是变多了，而是更加匮乏。据不完全统计，《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出台后，国外NGO的资助下降了60%，一些过去依靠国外NGO资助生存和发展的机构需要寻找新的资助。

第二，近些年来，国内NGO数量大幅度增加，还不包括工商注册和没注册的；而国内提供给本土NGO项目资金的基金会本来少得可怜，“僧多粥少”，开展项目举步维艰。只有头部机构才能得到资助基金会的“青睐”。

另外，政府购买服务这些年确实增多了，但大部分可能都集中在社工机构，尤其是大学教授创办的和一些有独特资源的社工机构占了大部分。还有一部分的志愿者服务组织，大都还停留在10年前的状态，有（政府购买服务）就做，没有也可以不做，除了品牌相对比较老之外，机构并没有太多改变。

所以，从我十几年的从业经验来看，钱可能只是一方面；公益的职业化、专业化才是更重要的，而人才的培养是最关键的。但话说回来，专业的人才凭什么要到你的机构来呢，核心可能还是要看机构的资源。

马广志：那你认为在人才培养方面，对资助型的基金会有什么期待？

张军：因为国内资助型基金会很少，所以它们在资助人才成长方面开展的项目就显得难得可贵。比如南都基金会此前的“银杏伙伴计划”和敦和基金会的“优才计划”，还有壹基金这十几年来对草根公益机构的大力支持，有力地推动了行业发展。

04「环保公益生态好了，每个机构才会生活得更好」

马广志：对于环保公益领域存在的问题，你有一个判断说这个领域“说的多，做的少；会议多，行动少”。现在还这样认为吗？

张军：当年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状况，但现在行业越来越具备竞争性，政府购买服务在评估时也越来越重视项目成果。如果只是说开了多少次会，影响了多少人的改变，这是不太好评估和考量的，政府也不会太认可。这就倒逼公益组织要重视成果，要行动起来，而不是坐而论道。

比如说阿拉善SEE在全国各地的项目中心，都是由各地企业家组成的。而企业家思维就是重视成果，这种思维对环保NGO的发展是一种促进。一定要有实实在的行动和成果。

马广志：这的确是一种好的风向，非营利组织本来就是为成果而存在的。

张军：所以近年来有一些脱颖而出的机构并不是那些老牌的组织，而是以自己的专业性、行动力胜出的。它们无论是体量、社会影响力，还是在员工的专业素养上，都让我觉得跟过去的机构不太一样。

马广志：环保公益领域还存在哪些问题呢？

张军：最大的问题是，目前环保类的公益组织并不多，虽然这类机构在我国相对来说是发展最早、比较成熟的。这些年，虽然国家越来越重视环保，支持力量也越来越大，但环保NGO的力量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至少在安徽是这样的。

环保NGO并不像早些年那样有影响力，在各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弱。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国家强势介入，推动和解决了一些环境保护问题；另一方面，公众环境保护意识觉醒了，而很多机构采用策略和方法还是十几年前的。

推动环境保护，最关键在于公众参与。近年来虽然有互联网的加持，似乎公众参与环保更便捷了，但很多人并不知道怎么去做。而环保机构又很难设计出一些产品让公众接受，即使有也很单调，你总不能天天带领他们捡垃圾吧。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环境保护的特殊性，比如一个孩子没钱上学，可能1000元的捐赠就可以改变他上不起学的问题。但某个环保问题即使有了1000元钱，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所面临的问题。

这导致环保NGO的发展除了在人员专业性上存在问题外，在运营、模式等方面也面临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这些年我总的感觉是，虽然环保公益一直在做，但也没感觉做成太多的事，不怎么给力。这让我比较郁闷。

马广志：你曾经说过，对民间环保组织来说，“身份”的界定一直是个困扰。这种困扰还存在吗？

张军：还存在。当初，民政部支持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申请登记，环保类公益组织是不在其中的。现在，政府加强了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成立社会组织就要先找好“婆家”，即业务主管单位，有了业务主管批准成立的文件才能在民政部门登记。这种监管是必要的，但一定程度上可能又是一种束缚，想让环保部门作为主管单位并不容易。

由于环保部门不再愿意担任主管单位，后来在多方面资源支持下，民政部门接收了我们。那些还未成立的（机构）就更困难了。据我所知，现在行业内很多老牌的机构，要么注册到民政部门了，要么还是工商注册。政府要求有主管单位，但又没界定谁必须作为主管单位，如果所要找的机构不接受，那肯定注册不了。

所以，政策看起来是更加开放，也正规了，本意也许是好的，但很多细则对于NGO来说并不友好。

马广志：如果对环保公益前景做一个展望，你的态度是怎样的？

张军：从资助的情况来看，我是不乐观的。比如，本来签了协议说要做几年，结果某基金会突然变卦不支持了。而且，还有很多大型基金会转型了，不再关注环保领域；所以我觉得，环保公益组织的生存前景堪忧。

对善水环保来说，我们已经早早地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如前面所说，尝试做一些开拓和自主运营的项目，先保证自己活下去，再谈使命吧。但是，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我们会一直走下去的。

而且，我们不但自己做，还要影响和支持更多的机构和人来做。毕竟，仅靠一家机构的力量太小了。十几年来，我们已经推动了40余家机构关注环保，组建了78家联合救灾机构，有300多人参与。环保公益生态好了，每个机构才会生活得更好。

未来，我们希望在每个市县的每条河流都有一支队伍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