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期，我们将走进南宁绿生活创始人李宁宁的故事，了解一位见证广西公益生态变迁、在多家国际非政府组织任职的资助方代表，如何调适自己的角色与自己的创业团队进入复杂的社区一线，用自己“温柔而坚定”的力量进行区域生态营造，并在不同面向的行动场域探索和实践着个人、组织与业务可持续发展的故事。

            李宁宁

南宁市绿生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创始人，国际非政府组织资深“打工人”和可持续议题草根组织创业者。

自我画像

十八年公益路，我越来越草根

我是土生土长的南宁人，在循规蹈矩中长大。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遵从医嘱的小护士。

初入职场的我仍处于获得同一感和克服同一性混乱的状态里(埃里克森自我发展理论)，对于只能服从的环境——琥珀色范式(《重塑组织》人类组织机构模型/组织范式之一)的管理方式有着天然的抗拒。但在医院工作期间，特别在急诊科时，多任务、同时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得到了锻炼，为日后积累经验。

2000年左右，因扶贫和艾滋病防治的需求，广西政府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扶贫和艾滋病的防治领域展开频繁的交流与合作，本土的公益土壤得以培育。

在这个大背景下，我在2004年辞去医院的工作，开始了为期12年、五家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从业经历。

这期间，我见证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广西的发展历程，也因在不同的国际机构工作得到许多赋能和训练机会，我也逐渐形成基于本土实践的工作理念、价值观和工作方法。

基于工作的接触以及对环境灾害的感知，我开始关注到环境与灾害议题。

2012年参与扶贫的评估工作和龙州稻田鸭传统种养的案例让我了解到，传统的种养方式背后，除了扶贫、社会性别、文化保育的价值外，还具有环境友好的意义。

通过阅读《寂静的春天》，观看《家园》等环境纪录片，我了解到极端的天气是气候变化的重要后果之一，人类种种不可持续的行为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

这些议题看起来很无解，但我想在能力范围内做一些事。

2015年，我在香港社区伙伴做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倡导工作，任务之一是找广西南宁的环保组织一起去推动本土公众反思现代的生活方式对环境的影响。

当时的我认为应培育环保的土壤，形成本土的可持续生活氛围，推动公众的行为改变。所以我和一家做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的组织达成共识，希望通过其枢纽型平台，提升本地伙伴回应环境的能力。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因为双方理念差异很大，并没达成期待的成效。我就萌发了自己创办一家专注于可持续议题的公益组织的想法。

2016年8月，我和我最初的创业伙伴在南宁市民政局注册南宁市绿生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17年2月，绿生活得到世界宣明会广西代表处的支持，开展了第一个机构项目——马山生态农业项目。接下来一年半内，机构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在农村的工作中，即生态小组的能力提升和马山勉圩零废弃社区的营造上。

此项目是绿生活在可持续社区层面的有效探索，支持了绿生活的早期生存，我们建立了团队（发展出两名全职员工），搭建了机构的基本管理制度，也为团队在可持续社区议题上的探索提供了重要实践场。

随着工作的展开，我们在2018年7月重新梳理了愿景和使命，将可持续生活具象化。

在城市，我们开展零废弃社区的倡导和营造，以垃圾为切入点，与社区讨论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在农村，我们致力于“零废弃+生态农业”的推动与发展，以生产和生活为切入点，与社区探讨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除了创业的热情，心里有迷茫。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处于甲方的角色，不缺资源，有不同的支持部门，只需要把项目管理和执行好。但切换到乙方身份，没有现成的项目，没有办公室，没有支持部门，筹款、财务管理、人事管理、项目管理和大部分的执行都是自己来。

我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自我否定：是不是做了对的选择，创业是不是适合我，我不会管理，不会带团队，我是不是有能力去带动和发展一家机构……

2020年，我申请了恒星伙伴计划，但略带遗憾也倍感幸运的是，我被调剂到了行星伙伴计划。

行星伙伴计划于我而言，是我事业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廖瑾老师把我引入了睿思协力营，这个机会，让我重新理解和体会个人成长，个人的完整性的重要性。

在行星伙伴计划的一次活动中，我说出了自己创业的困惑，万科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兼项目总监刘源博士提醒我，“你还留恋在过去的身份中”。

这句话让我醍醐灌顶，自己面临机构的困难时想逃避了，我怀念过去的舒适圈，我没有为创业这个选择作出更大的承担和突破。

我在睿思协力营担任小组长，支持组内小伙伴的成长。一年营期结束后，所有的伙伴都收获了真的自我。

我学会了重视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不再以具体的事物进展或机构的发展快慢来衡量自己的价值；学会接纳自己的不足，发现自己的生长点，不再轻易否定自己；我也学会了看到别人情绪里的需求，学会了活在当下，创业路上遇到的许多问题，只是事的问题，不是人的问题，把人和事分开。

2021年是一个不断练习自我觉察，突破舒适圈和挑战的年份。为个人筹款一万元用于个人成长是其中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在发出筹款链接后的两天，筹款目标已达成，筹得10712.92元，得到133份力量无条件地支持。这背后是无条件的信任和爱所带来的力量。

在公益行业的18年，我是幸运的，遇上过好的时代，获得许多养分，见证公益的发展。

我不喜欢用公益梦来形容我的工作，因为并不虚无缥缈，是脚踏实地干出来的，收获实实在在的经验，得到许多的支持和包容；

我也不喜欢用“坚持”形容这些年，因为这是我所选择、追求的事业。也是我所珍惜的；也因此有机会帮助许多人。

如今我清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正在努力中，也想成为支持、包容、托举别人的人。对创业，毫不忍耐，心甘情愿，我跨出了舒适圈，不再为机构的困境而逃避，选择主动承担，更坦然接受生命里的各种变化。

环境涉及政策、发展、能源升级、联合协作等许多方面的议题。

如何促进公众的行动改变？怎么让公众认为环境这件事情与个人有关？并且愿意做出行动改变？以什么为切入点？这些是我一直思考的事情。

我们在环境和可持续生活议题中选择了垃圾议题。因为这是人人都会接触和碰触到的问题，而且也垃圾分类和垃圾减量也是低门槛的公众环保行动。

公众对垃圾分类并不陌生，对垃圾分类知识的知晓率也较高，但又有多少人意识到自己既是垃圾“制造者”，也是“受害者”，更可以成为垃圾减量和垃圾分类“行动者”的角色？

01 

进入城市社区开展工作的路径

2018年的南宁，垃圾分类工作并不那么让人关注，虽然有一些政府的试点小区，但居民未形成习惯，转运垃圾也仍然混合在一起，处理后端也未完善。为了积累专业知识，提升业务能力，我和当时唯一的同事雷雨寻求外部的学习机会。

2018年7月，雷雨参与在成都由零废弃联盟和成都根与芽合作的社区垃圾分类技能培训，较全面地学习了垃圾分类技能，随后参与“零废弃联盟”的“壹起分”项目。

我和雷雨发起了众筹，以筹集零废弃工作的启动基金和人力物力支持，发出可持续社区的倡导，让更多的社区、学校知道绿生活是专注环境保护的机构。

2018年9月，在爱德基金会的指导下，绿生活上线第一个腾讯99公益日众筹项目。虽只筹到7275.27元的公益捐赠款，但我们却基于这七千多块钱开启了我们在可持续社区的倡导。

从2018年9月到2021年8月，绿生活陆续开展了188场不同类型的垃圾减量和垃圾分类活动，涉及16个社区，9所学校，4个与农夫市集联合开展的商业CBD区域。

在这个过程里，我和同事也整理出课程和活动的思路：不断与公众、居民在垃圾制造者、受害者、行动者这三个关系中，进行对话。在促进公众的意识改变时，也提出减少垃圾的替代行动方案。

前期密集的宣传动员，让我和同事了解社区垃圾分类的现状和需求，也积累一些名气，被越来越多的社区和学校看见。

经过观察与分析，也综合了与社区的信任程度、社区居委会的意愿和参与情况、物业的配合程度，我们选择了南宁市新竹小区来深耕细作，以作为可持续社区的实践基地。

02 

我们要影响谁？

社区作为城市里最小的管理单元，承载了公众真实的生活，是垃圾减量和垃圾分类面临真实的生活场景。促进公众行为改变，需要与生活连接，回到家庭，落到社区。

垃圾分类涉及社区里的居民、物业、社区居委会、社区组织等利益相关群体。说到底垃圾分类是做人的工作，需要回归到人的发展与参与，注重人在社区环境治理中的能动性。

如何在撬动社区的内生力量，让社区的居民认同并行动起来，“人”很关键。“人人参与垃圾分类”作为一句行动口号，实现“人人参与”是需要攻克的难点。

03 

行为的改变并非一朝一夕

可持续社区是解决之道

我们对已服务的八个社区做垃圾分类成熟度进行调研。

整体来看，居民垃圾分类意识及正确率不足，还包括硬件设施、社区管理机制、后端处理能力不足、垃圾分类督导员配备不足等问题。面临不断增长的垃圾，政府把大量的工作放在如何处理已经产生的垃圾上。

我们认为，垃圾分类只是手段，并非最终的目标。在社区工作中，遵循源头减量、物尽其用、分类回收的3R原则，优先源头减量和物尽其用，以此在营造可持续社区氛围，培育社区内生力量，从个人开始行动，再到整体的影响，为垃圾分类在社区的硬件没有到位之前，垃圾分类管理措施未能落实之前为社区赋能。

这种社区工作理念为以垃圾分类为切入点，动员社区多方参与（居委会，物业，社会组织，居民），培育社区扎根力量（社区骨干志愿者），通过可持续生活的营造（影响居民），共建可持续社区。

可持续社区是一把解决城市垃圾可持续管理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