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 | 琵琶湖的污染与保护
日本第一大湖泊琵琶湖的污染历史和保护经验，值得借鉴。
琵琶湖是日本第一大湖泊，一直以来与富士山一起被看作是日本的象征。其总面积674平方公里，是日本近畿地区滋贺县总面积的六分之一，其中北湖616平方公里，南湖58平方公里。其南北绵延63.5公里，贮水量275吨，相当于大阪市民300万人78年的生活用水量。湖水最深达104米。湖水从濑田川流出，经过宇治川，与木津川和桂川交汇，成为淀川注入大阪湾。淀川流域包含了大阪府、兵库县、京都府、滋贺县、三重县等几个行政区。
琵琶湖的污染历史
历史上的琵琶湖防洪是一大要事，《琵琶湖治水沿革志》记录了1896年（即明治29年）的大洪水，湖的水位上升到了3.9米，波及下游，房屋、耕地受害，受灾民众达到了7.5万人。随着旧河川法的制定，琵琶湖的水问题不仅仅是当地的问题，而是作为整个淀川流域的问题来对待。1913年运河法的制定，对取水给水的规定予以调整，如果对濑田川的水量有影响就停止取水。到了20世纪40年代，各大湖泊纷纷开始了围湖造田，加上50年代的第二期工程，到1971年，两期造田面积达到了约2500公顷。琵琶湖也从1958年开始进行了多处围湖造田工程，这被认为影响到了湖水的净化机能和湖内生物再生环境，并且与琵琶湖的“富营养化”不无相关。
60年代的高速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危机，农药喷洒，工厂排污，给这个古老的湖泊笼上了一层阴影。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沿岸城市工业的发展，排出的废水中大量农药、化学合成品、重金属类物质破坏了水生环境，给水中的鱼类也带来了危害。1962年，因为农药而产生的渔业受害额度达到了4亿日元。据1973年滋贺大学的统计数据，平均13%到14%的鱼出现了脊椎骨异常。随着农药使用标准的制定，一部分农药在湖周边6公里以内的使用被禁止。
70年代以来，随着化学污染的严重化，重金属污染和PCB（多氯联苯）污染受到了广泛关注。琵琶湖每年有大约2毫米厚度的堆积物形成，对湖底表层5厘米的堆积物进行取样就可以判断出25年间湖水的状态。根据立川正久教授关于湖底泥沼中的重金属分布情况的调查，结果表明，除了锰是地质中的原有物质外，钴、铜、铅、锌，明显受到了人为活动的污染，另外，有充分理由怀疑铬、锶、镉也是受到了污染才产生的。它们是超出了湖水净化能力而沉积的。
PCB于1929年首先在美国投入生产，日本的鍾渊化学于1954年开始以年200吨的产量持续到1971年迫于舆论停产。滋贺县的PCB使用量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倍。其中草津市日本电容器公司PCB的使用量最大，造成了对湖水的污染。京都市卫生研究所于1970年9月到1971年6月对琵琶湖宇治川水域的淡水鱼的污染状况进行了调查，发现琵琶湖南部的污染值最高，所以得出了污染源应该在南湖附近。通过对1963年琵琶湖生态调查的样本分析，从湖中蚬贝中测出了PCB含量，这在日本也是最早的案例分析。
1971年的调查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确定了污染源在滋贺县。这时对县内各企业的实地调查初步表明日电公司的嫌疑最大。由于水田被污染，稻米中也被发现残留着PCB。当地的农民把日电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损失。实地取证报告表明，PCB与铅随工厂排水流出，沿途污染了水田，而污染源就是日电草津工厂。1974年11月29日，环境厅水质保全局通过了底质10ppm的暂定除去标准值。关于土壤中PCB除去标准值，国家一直未发表正式的意见，但对10ppm以上的污染土壤已经采取了适当的对策。滋贺县和草津市却规定土壤中PCB残留浓度限度为80ppm。
70年代还出现了以锑为主要有害物质的日比野公害，也是工厂排污带来的环境破坏。另外工厂和生活污水中排放的合成洗涤剂中含有的磷是导致湖水“富营养化”的一个因素。60年代末70年代初，京都全市的自来水散发出霉味，这是因为饮水来源的琵琶湖硅藻及蓝藻大量繁殖，引起了广泛关注。1977年开始连续三年，湖中发生了赤潮，这是一种黄色鞭毛藻类美洲辐尾藻大量滋生造成的，南湖要比北湖更严重。
琵琶湖综合开发计划
随着湖水污染的加剧，富营养化、淡水赤潮及水华等种种水质问题涌现，政府也采取各种对策来应对。1972年6月，《琵琶湖开发特别措施法》公布。同年12月，由日本首相亲自决定出台了“琵琶湖综合开发计划”，它被认为是京阪神的水利用和滋贺县的水质保全相妥协的产物。整个开发项目包括：
治水：即对琵琶湖的洪水防御工程，包括固堤筑坝，降低洪水位，河川改修等；
水质保全：即下水道及排泄物处理措施，包括公共流域下水道（约40万人，7000公顷）；
水资源开发：即根据淀川下游水需要而进行的琵琶湖水资源开发，包括濑田川及南湖的疏通、改造、设施管理等；
湖周边水利用：包括从琵琶湖取水的水道、工业用水道及农业用排水设施的配备；
水源保护：包括琵琶湖流域内的森林造林、保育、林道整理及治山防沙；
环境保全：即琵琶湖周边的都市公园，自然公园工程及为环保争取土地，包括湖岸绿地、集团设施地区、土地公有化、湖岸清扫等；
旅游开发：包括湖周边道路、港湾的整修，旅游基地、文化观光设施；
历史上的水资源开发确曾提高了对周边城市的供水量，此次的水资源开发也有一个重心，即对下游（主要是考虑到大阪的需水量）的开发水量要达到40立方米每秒。但这样一来湖水位就会下降，最低可能到负1.5米，对琵琶湖的生态无疑是有影响的。因此开发计划一出台就遭到了住民的反对，甚至将水资源开发公团告上了法庭。京都大学的各专业领域的专家汇聚一堂，组成了琵琶湖污染综合调查团，于第二年10月提出了琵琶湖污染综合调查报告书。
其中着重探讨了水资源开发问题及下水道设施配备问题。认为根据假定的需要量来确立供给计划本身就是将两者割离的做法，因为不考虑供给计划而单独做出了需要量的设定，其增幅自然也呈直线上升。而关于需水量的预测方法，本来就是尚未开发的领域，根据经济环境来决定水的多少，应该进行经济建模分析来推算，这显然做的不到位。
另一个是下水道问题。由于京都处于大阪的上游，所以有戏说“大阪人喝的是京都人的废水”。京都市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排入桂川，尽管经过了处理，有机物的浓度还是居高不下，导致取水自淀川的大阪自来水中三卤甲烷的含量也比较高。但是关于如何处理废水的问题，产生了争议。报告书指出了琵琶湖综合开发计划存在的诸多问题，主张应该重新进行考虑。
该计划也因为石油危机对经济带来的影响受挫，本应10年内达成的目标到1982年完成了不足一半。到1996年，2兆日元被用于22项开发事业，但对琵琶湖的水质污染防治还不充分。
民众运动的推动作用
由于人工合成洗涤剂中含有磷，是造成湖水富营养化的原因之一，当地发起了一系列的民众运动。1970年9月，以妇联为中心发起了使用肥皂粉来代替合成洗涤剂的抗议运动。1973年居民们向县政府提出要求禁止合成洗涤剂在学校、公共设施中的使用。各项活动一直持续到80年代。
1979年，《琵琶湖富营养化防治条例》制定，其中明确规定了禁止使用含磷的合成洗涤剂。关于湖沼中氮和磷的水质环境标准也于1982年底制定。1985年7月，湖沼氮磷的一般排水标准规定实施。在琵琶湖开发与保护的过程中，民众作为水消费的主要群体，他们的意见促进了保护政策的制定与开展。
琵琶湖水质污染20世纪70年代最为严重，之后逐渐得到改善，这要归功于各级政府纷纷出台的各项法规政策。80年代，与《琵琶湖富营养化防治条例》的实施同时，滋贺县开展了“琵琶湖ABC作战”，即Access the Blue and Clean。包括推进环境学习、水质保全、湖周边的保全及环境保全相关的调查研究。1984年7月，《湖沼水质保全特别措施法》公布，这是日本政府单独以湖沼为对象的最早立法。同年，首次世界湖沼会议在滋贺县都大津市召开，并通过了“琵琶湖宣言”。
尽管如此，琵琶湖的各项水质污染指标显示其整体水质状况不容乐观。据2004年公用水域水质测定结果，湖沼达标率仅为50.9%，低于海域河川等水域。虽然也有科学家将其归于标准体系本身的问题，但湖泊保护本身的困难可见一斑。要彻底改善湖水质量，不仅是“富营养化”问题，湖泊生态系统和景观保护、渔业资源管理、生态风险管理也不应忽视。琵琶湖的保护还任重而道远。
(原文刊载于《世界环境》2012年第4期)
本文转载自世界环境微信公众号
作者：冯丹阳
原文链接：他山之石 | 琵琶湖的污染与保护
- 发表于 2018-01-12 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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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环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