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这期恒星播客是恒星播客自开播以来最热闹的一次播客，借由着几位恒星伙伴参加河南周山村研学的热度以及在乡村开展可持续社区和可持续生活营造所遇到问题和需求，从一个主要分享者慢慢地由着能量场变成了大家的群聊，这份温暖的气氛以及对于“互为主体”的探讨，在播客结束后还在恒星社群延续了近一天的讨论热度。我觉得这也很契合本期所讨论的一个关键词——“关系”。

其实，关系就是一个能量之间的交互，能量间交互的强弱直接影响了关系的厚度，而可持续的根本也是关系的可持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万物间关系的可持续。而如何实现关系的可持续，就是本期播客所重点探讨的话题。

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恒星一期伙伴，一位有着八年农村发展实务经验的行动者，一位坚持写日记记录生活和工作的思考者，一位重视关系并建构关系的创变者，还是一位曾逼得“恨嫁”到刚刚开心“娶妻”的老男孩儿。

诸昳（阿诸）

对话人

恒星计划陪伴导师，一位曾被誉为“灭绝师太”的律政达人，现如今深度卷入公益行业，为社区英雄所吸引而“英雄惜英雄”的公益小叮当。

李大君

主持人

我对于关系的感知与想象

我叫甘传，出生在赣西边陲的一个贫困县，打小在农村长大。

直到高中，我模糊记得我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湘潭，那是我最小的姑姑家。我第一次见到火车也是在那里。我趴在铁路边的防护网上看着火车快速驶过，去往我所向往的远方，第一次对远方有了想象。从那时起，我就对远方有着神奇的向往。

而至少在我读大学前，对远方的向往就是离开我所生活的这个小村子。作为农民的父母从小就跟我说，“要好好读书，家里没有背景，什么都要靠自己，将来不要回农村，也不要做农民。”

这种想象，几乎成了读书时唯一的梦想。至于去了远方后，我会做什么，从未有过想象。我也未曾想到等自己真正去了远方，我竟会在远方又与农村扯上撇不清的关系。

所以，我常把读大学当作我的人生分水岭：在大学前，是我作为农民的儿子进城的生活；在大学之后，我又重拾与农村的联结，那是我重新进入农村的生活。

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乡村，那些我曾去过的农村，虽不是自己的家乡，但它们却承载了我对农村、对生活的很多美好想象。

可以这样说，我之所以投入农村工作，不仅仅只当作是一份工作，一份我们要去对农村遭遇的某些问题进行改变的工作，而是一种对生活样子的向往。

我们曾幻想过那种运动式地改变农村问题的方式，但我们也知晓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那种轰轰烈烈的运动式改变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在运动过后的第一天它又会发生什么，我们无从得知，甚至是有些“悲观”。

于是，我们转而回到生活，把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看作是一种基于日常生活改变的运动。我认为这不是一种自认运动不可能的悲观想法，而是回到人和生活本身、所生发的、基于日常生活的、因此也更有力量的另一条运动路径。

家乡的稻田和稻田里劳作的农民

当我对我们所做的事业进行这样的确认后，回到我自身，我需要回答的是：我对这种路径的确认是如何发生的？如果说我们把基于日常生活的改变看作是运动的策略，那这种对于日常生活式的运动包含了什么内容才能够对现在的生活、对社会促成有效地改变？

我内心给自己的答案就是：从历史中寻找，从自己的生命经历中找寻，而对伙伴关系的想象和期待定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

回看自己的生命经历，这种想象和期待的形成，有来自从小生活在农村、看到农村邻里关系互动的影响，有来自家庭成员互动对自己的影响。这些甚至影响到我回到农村、村民在合作过程中，我对村民关系的期待；以及，我们在探索农村发展过程中把村民组织/合作起来，也是在尝试修复某种关系。

在这样的关系包裹中，我和现在的的团队的互动状态，不管是亲密还是有矛盾或张力，也是在尝试探索和实践我们对某种关系的向往。而在我现阶段遇到最大的挑战，也依然是来自于关系或情感的困扰。

这种关于关系的困扰不只是限于纯私人部分，更大的困扰在于：

我希望和我的伙伴、我和村民、我和我的亲密伴侣间发展出怎样的关系？

我期待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我们期待的农村社区生活应该是怎样的？

  我与绿耕团队：

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我于2013年加入绿耕，至今已工作八年。

绿耕自其成立起，就一直采用驻村的方式。至于为何驻村，在早期，尤其是从老师或社区工作者的角度来说，它不仅是我们在身份上尝试与村民变成“一体”，通过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身体力行地进入村民生活的场景，以便建立对村庄及村民生活更立体更系统的理解；也有利于工作者与村民建立深厚的关系。

这种关系在早期可能只是一种专业/工作关系的想象，但年轻一代的驻村工作员在长时间的实践过程中，基于与村民的互动和理解，也更深化了对关系的理解，这种关系已从专业/工作关系变成一种共同“革命”的战友关系，甚至是更回到生活层面，我们都是生活在“穹顶之下”的人，都面临相类似的挑战，我们不是带着专业能力来拯救村民的“专业人士”，而是作为一个人，和村民一同去看见挑战，一同用行动去回应挑战，把相信的价值活出来。

这种对关系的进一步理解，不仅是来自于作为年轻工作员的我们在农村和村民长期互动的确认（与村民在关系上/身份上的共同确认会在后文阐述），也来自于我们将对关系的理解放在团队内部的互动来逐步确认的。

2017年驻村团队合影

我与团队伙伴对“团队关系”的确认过程也是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

○ 第一个阶段是2013年—2018年驻村的阶段，那是我与驻村团队的确认；

○ 第二个阶段则是2018年—2019年我从驻村回到办公室的阶段，是我和新的工作小组互相确认的阶段；

○ 第三个阶段则是目前的阶段，是我和现在团队伙伴互相确认的阶段。所谓的确认，指的就是我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团队成员生发出来对我们的事业和彼此关系的确认。

这不同的阶段，反而是一步步去厘清我们作为实践者对于我们所处处境的认识以及及建立我们共同的愿景、确认共同的回应的行动；更重要的是厘清，同为团队成员和实践者的我们，在行动中我们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和村民的关系是怎样的？

我所理解的我们现在的团队，就是一群对于现实有反思的、意识到要自我组织，和村民、乃至和更广大的伙伴组织起来共同回应生活挑战的“革命战友”。组织起来不仅是身在绿耕这个团队的我们用来回应农村发展面临的挑战的策略和方法，更是我们作为一个个生活在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处境下的个体，对相同处境的人合作起来、相互扶持、共同行动的关系的期待。

我对于这种关系状态的拥抱有来自我从小与家庭成员的互动经历（共同面对挑战，挺身而出，相互扶持）的影响，更有来自我在与团队成员对我们在农村组织村民合作等实践的切身体认的影响。

在朝向这种关系状态的过程中，遭遇过张力，也正是这些张力，才能不断的磨合与辨识，乃至不断投身实践、摸索前行。

2018年，是我驻村的第六个年头。我在村里的工作遭遇瓶颈，自己想调整状态回到广州，恰逢机构期待有新的伙伴能一起参与机构的管理工作。在各种契机下，我转而从村里出来参与机构的管理工作。

从驻村的场景回到广州，对自己来说，不仅仅只是工作场景的变化，更是关系状态的调整。我在村里与村民发展出来的关系，以及我们一起做的事情，也因工作的调整而遇到一些变化。

最重要的是，原来和驻村伙伴发展的生活和工作紧密交织的关系，在我离开村里后，也顿时发生了变化，我不得不适应在城里“朝九晚五”的状态，开始与在广州的伙伴磨合出一种新的团队关系。

大家依然是同住在一个岛上，也时常会有很多的生活上的互动，比如聚会，聊天。有时我们会笑着说，在村里时，我们生活在一个村里，是村民；来到广州后，大家又进去了另一个村，成为了岛民。

在广州的工作状态就是我时常在村里和城里奔波，有时也感到很疲累，总觉得生活就像是没有根的浮萍，总是在漂泊，也时常有一种孤独感。相比在村里的那种和村民做事的踏实感，在广州我感到更多的是大城市的疏离感。我身边每天都是形形色色的陌生人，和在村里都是自己熟悉的村民的那种感觉完全不同。回到广州后，时常和团队伙伴聊天时都会聊到，好像我们做着做着，朋友也变得越来越少了，没有什么同学聚会，也厌恶于参与各种热闹喧嚣的活动。也正是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带来的这种感觉，也让身边为数不多的伙伴更觉得要抱团取暖。

我带着过去在家庭和团队里的关系经验，更加坚定自己对关系的模式的认定。但这种认定就像我在前面所讲述的，一方面对它的确让我找到了对所做的事情、对自己所追求的生活的某些认定，即我们通过实践去探索一种基于生活互动出的“亲密”“战友”关系；另一方面，这种对关系的认定也让我像是带着一个既有的框去对待我的团队伙伴。这种没有基于具体共事的伙伴的个性和性格来探寻的关系，某种程度上也给我带来很多的挑战。

从驻村回到广州，角色的转变影响自己的生活状态，也因此影响我和团队的关系。

在此阶段，我形成了自己对关系的理解的“框”，亲密关系中我对另一方的期待也转移到我与团队成员的关系，也因此与团队成员的关系形成了张力。我对关系的期待套在团队成员身上，但当我与团队成员在合作中碰到困难时，我还是停留在原来的关系期待中，而没有看到团队成员不同人的性格，也因此没有他们形成较好的互动关系。

2019年团队合影

在过去和团队成员在共同“斗争”的过程中，也遭遇过这样的情景：我以为我们是战友，我也期待我们是战友，但当我们的互动遇到这种不能很好回应彼此对关系的期待时，团队成员的关系就会出现张力。

那种感觉，在我身上的体验就是：我觉得我在冲锋，但团队却总是没有及时地续上“弹药”。

在细细辨识这种情形为何会发生时，我会认为是过去自己太过自我，自我地站在自己的角度，站在自己对关系的理解和期待去衡量和我共事生活的团队伙伴。我这种对关系近乎于工具化或偏执的认定，令我和团队成员经历过很多次的“相爱相杀”。我越是工具性地拿着我固有的一套关系认定模式去“套”团队成员时，我越是受伤，越是深陷于那个自我认定的关系的框之中。

如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那也应该相信我们是在与共同的“敌人”斗争，也应对战友有绝对的相信。而不是一边不停地尝试确认大家是否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一边又不断地用“战友”的这种关系期待去要求伙伴，去“套”伙伴。

说来说去，归根结底是自己内心对关系强烈的追求及某些不信任/自我怀疑在作祟。

我与项目村民

& 我对关系的理解

我最初加入绿耕，也是对于绿耕的前辈们所谈的理想的向往，如五位一体（环境、生计、公共参与、社区关系、文化）的农村可持续发展。而在我进入绿耕工作后，通过自己的、与团队伙伴一同探索的实践，对原来我们在农村的角色有了更多的思考。

我们不只是把实践当作我们要去推动的工作，而是认为我们做的事情本身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对农村发展的愿景就是一起去活出来的生活状态。

在角色方面，则从我们是组织者/推动者，转变为看见我们其实和村民是一样的，认定我们是伙伴、是同行者。

这种思考背后反映的不仅是我们期待用什么策略去推动村民/村庄变得可持续，也是看见我们和村民面对相同的处境，我们需要共同在生活层面有更多的互动，共同去挑战和回应现状，将我们期待的人/社区的可持续活出来；更是看到在人/社区可持续方面，人的重要性及关系的重要性。

2013年刚刚进入农村工作和那时的团队伙伴

回到具体的方面，在我们对农村的可持续发展理解方面，有一个想象就是关于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想象。

当我们去谈农村时，我们很容易只是从一个外部的视角，把自己置身于农村/村民之外，从旁去研究和观察它遇到的挑战。这种观察和介入有点类似于医生接诊。

但我们不是医生，也不把自己看作是带有专业技术的“医生”，而把自己也看作是“病人”本身，如果说现在的村民和村庄生病了，那我们的生活跟村民的生活一样的遭遇了某些挑战，在某些方面，它们都是“生病”的，在意识到这点后，我们做的就是一起与村民去看到我们为何生病，同样“生病”的我们如何走在一起共同“疗伤”。

当我尝试用“关系”的视角去串联我和村民，串联绿耕和村民做的事情时，我似乎更看到了其中的内核，也看清了原来自己在实践中模模糊糊走出来的路。

回看绿耕的实践，绿耕进入农村是看到在现在的农村在全球化的今天它所遇到的挑战，这些挑战包含方方面面，在我们亲身经历及看到的至少包含以下层面：村民对自我身份的不自信、对自身文化的不自信；村民原有的互助关系及互助系统几近崩塌；村民生计/农村发展（经济/产业）与环境的张力；村民对集体生活/集体（公共）事务的不关心……

我们将这些现象归因于全球化及消费主义对农村的全面侵蚀。

农村工作中我们时常晚上和村民一起开会

这种影响回到个体身上其实回应的就是三种关系：

○ 第一个层面：与自己的关系

○ 第二个层面：人与环境的关系

○ 第三个层面：人与人的关系

这些挑战本身就是很多面的，其背后的原因也是错综复杂的，也是深受一个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系统的影响，我们无法忽视这些背后深层次的结构性的原因，而把这些问题的产生归结于村民个体。

过去我们也看到有从某一个切面去直接回应问题本身的实践，但这些没有看到问题产生背后的结构性因素的实践往往只是隔靴搔痒，也面临诸多的挑战，所以绿耕早期在回应农村的问题和挑战时，更多的是站在一个系统的层面，不仅要反思问题产生背后的结构性因素（政经系统、全球化、文化制度等），也要策略性地选择具体的生活层面的切入点去回应挑战。

因此，绿耕在农村工作的实践中开展的回应工作也是综合的、多面的，会在一个村庄同时从文化、环境、生计、社区关系等多个层面同时着手。早期大概就是带着这些反思进入农村，也期待在实践中摸索出一条可行的道路。

但现实往往都是错综复杂的，即使我们对问题背后有深入的反思，但在实践层面也依然遭遇许多的挑战，因此绿耕的“路数”更多的是用行动研究的方式来完成的，即对行动过程进行反思，然后再行动、再反思，以期从中逐渐打通反思和实践中间的路径，找到问题背后错综复杂的原因与现实可行的回应路径。

在我们实践中，我们逐渐形成了四套工作理论和方法。分别是：

○ 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

○ 文化行动与社区教育

○ 团结经济

○ 组织培育

其中，组织培育是核心中的核心，而所有工作的重点就是人的培育，人的“人性化”。

而在我的理解中，所谓的“村民组织”或“组织村民”其实就是在探寻一种“关系”。

和村民一起修路

农村社区发展工作做到深水区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关系”的回应与探寻。

这种对于“关系”的探寻，其在我们的实践中具体的表现就是组织与合作。因着看到“关系”的重建对于农村社区发展的重要性，看到“关系”的重建本身就是在回应现代化进程中人际关系疏离的问题。

我们（绿耕）通过驻村的方式建立我们和村民的关系以及建立我们对村庄生活的整体理解，从跟村民探寻对社区美好生活的想象出发，依托社区内部的资源，与村民共同形成各类与生活生产相关的合作小组，通过组织起来合作搞生产，开展社区服务来回应村民在村里生活遭遇的挑战。

伴随这些行动的同时，我们也时刻与村民开展各类“文化行动”/社区教育工作，注重与村民共同反思，促进村民的意识的解放。

在我的理解中，这些实践都是基于上述的三个层面的关系去回应生活的挑战。

在第一个层面，回应的是与自己的关系，即自我的身份认同，放在村里来讲，即村民如何看待自己，如何想象他自己的生活，我们是如何与社会勾连；这个过程即建立村民主体性的过程。

在第二个层面，回应人与环境的做法就是从文化的角度入手，通过开展村民的口述历史，讲述自己的生命故事，开展对话、培训等方式让村民看到自己的生命、生境的关系。在这个层面，我们与村民开展的行动都尝试是对环境友好的行动，即使是开展生计项目，那生计也是对环境友好的，在我们的行动中，生态农业则通常是一个常用的方式，用来扣连村民生活与环境。

第三个层面回应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我们的做法一般就是建立合作小组，在村内开展公共事务，提倡村民自我提供社区服务、关怀村内弱势人群等，重建村民的互助关系。

无论是我们从文化、生计、社区关系、环境、公共事务出发介入村庄，还是通过驻村、将村民组织起来，都是在尝试重建社区感。社区感亦即生活在社区内的村民他们的关系互动状态，亦即村民对村庄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回到自己为何加入绿耕、为何仍与村民继续“战斗”的问题，我想大概也就是这种社区感在召唤自己，也是对这种居民有能力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每个人对自己负责，对他人、对环境负责美好社区生活愿景而向往。

村民投工投劳建设小广场

2020年，团队内部重新制定机构愿景，将其表达为：“人与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结合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我们将这个愿景具体阐释为以下几个层面：

社区邻里互助，有居民互相支持的体系；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活、生产方式环境友好；

居民在衣、食、住、医疗、教育等方面得到保障、社区公共服务健全；

社区有环境友好、不完全依赖外部市场的社区产业；

居民具有追求理想生活的空间，以及应对生活挑战的能力；

社区有多元力量参与公共事务决策及执行的机制，有自己的文化；

社区与社区形成互相支持、共同成长的网络。

在愿景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增加了一项“社区与社区形成互相支持、共同成长的网络”，这一点也变成我们现在的三大业务方向的一个重点方向，即搭建社区/社区骨干/组织的互助支持网络。

在这个层面，是我们在更大层面的“关系”的探寻。网络也是一种关系的状态，我们对网络的想象和期待就是网络成员能够形成彼此支持、互相扶持的关系，这种支持不仅只是业务的交流互动，更侧重大家能生发出日常生活的互动及建立伙伴关系。

我们对与我们一起行动的村民是带着这样的关系期待在共同行动，回到团队内部，也同样是尝试践行这样一种关系状态。

作为工作者的我们，不能只是把我们的愿景放在村民身上去实践，而是要看到自己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是和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行者一同来践行。

仙娘溪乡村旅社妇女互助小组

我们都一样

我期待和村民一起战斗

回看自己与村民的关系，过去驻村时我将自己投身进去，带着自己对“关系”的向往/或是带着我过去对关系理解的“框”进入社区，尝试和村民走在一起。

我时常和年轻的村民以兄弟姐妹相称，把村里的老人家就当作自己家的老人，把与村民的互动就当作与我家人的互动，期待与他们共同面对、相互扶持。在过去近六年的驻村生活中，我和村民尝试往这样的关系状态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我和村民建立了这种近乎于“家人”的关系，即使是在我离开了村子后，也依然如此。

我们时常聚会，即使不能经常见面，也会时常各自通电话、聊近况。每次聚会时我们会各种闲聊，从我们一起做的事情聊到我们各自的理想。

在众多和村民闲聊的场景中，印象深刻的是曾在村里和三位村民聊到凌晨三四点，然后又连夜开车去到我家，在我家楼顶上我们继续接着前一天的话题继续聊。

和村里年轻人的夜聊

我在村里是吃百家饭，基本上每个村民家里我都吃过饭、喝过茶，和每位村民都聊过天。也有好几个年轻人也曾在各种节日去过我家。

我与村里年轻人组成的导赏小组的关系更是紧密，我和他们以兄弟相称，我们彼此熟悉各自家里的情况，也各自熟悉彼此的境况，我与村民在身份上的认同也基本上是从他们身上获得的。

也是从他们身上，我看到自己作为农民的儿子，虽上过大学，也取得了所谓的专业能力，但在面对生活时，我们的处境几乎是一样。

我并不以我读过大学为傲，同为年轻人，我和他们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都是在这样的处境下为生活奔波，我们的生活早已被各种既定的框架给限定，我们看似有选择，其实别无选择。

和村民在一起劳动的间隙拉家常

我和村民会发展出这样的关系状态，无疑是深深受到我过去对关系的向往的影响。也正是因为这种关系状态，也才能让我在村里时可以和他们一起开展各种行动。

而这时村民早已不再是我的服务对象，而是我的战友，我的伙伴，与我一起共同面对生活挑战，共同行动的“家人”。这种关系状态下引发的自发的“自救”行动，也即我们（绿耕）所讲的基于日常生活的“运动”。

有时这种“关系”建立的运动，这种基于对生活挑战的反思而产生的“自救”运动，看起来没有“革命”式的运动来得轰轰烈烈，但这种基于关系，基于日常生活而产生的人的改变和行动才是最有力量的。如今，我是这样确信的，我和我的团队也是这样确信的。

从另一种层面来看，我和村民在情感/关系上的确认，也来自我们在村里不会自称是专业社工，而是跟村民说我们是工作员。当然有时光靠说并不能让村民在身份或关系上就可以立刻确认，而是看我们的行动是否是真的朝向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

在称呼上的有意区隔，也反映我们对自己角色的反思，也反映我们对和村民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的期待。在村里，我们称呼自己是农村工作员，能和他们的经验相扣连的就是老一辈经历过的“下乡知青”。他们最初总以为我们会走，结果我们在村里住了一年又一年，最后他们也不太去理会我们是否会走，而是重新将我们理解成是和一起做事的人。

2017年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筹建村民广场

在这个关系方面，我有位同事的经历在我看来是最为“彻底”的，她毕业于中山大学，在最初和我一起驻村，最后她和村里的年轻人相恋结婚，以致最后变成“村民”。

成为村民后，她将自己原来在绿耕做的事情变成和村民一同奋斗的事业。大概也是因为我们在村里的这种所作所为，用自己的真心去换村民的真心，我们才真正的互相理解，也才真正确认这种“战友”/伙伴关系。

如果说，我们在村里将村民组织起来，是期待重建村民的这种合作关系，那么我们将自己与村民发展成这种战友伙伴关系，那么也是将自己和村民一同放在组织里，一同放在这种关系里，共同去行动，探索我们理解的可持续生活。

我们都一样

我期待和村民一起战斗

 2018年年末，我们团队在机构年报和文化衫上都写上了“在希望的田野上”，用此话作为对我们的鞭策和对未来的寄语，表示我们把农村，把和村民一起探索可持续发展当作我们人生的田野，希望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在我们与村民建立的这种伙伴和战友的关系中，就在我们为愿景而耕耘的田野上。

在2019年末，我们又用“呐喊”两个字来表示我们年轻的团队在新的团队关系中、在机构转型后有力的呼喊。这种呐喊既是将我们的愿景和理想呐喊出来，将我们的实践与探索呐喊出来；它也是一种呼吁，呼吁更大层面的团结，呼吁更多的伙伴加入其中，变成一同为可持续生活而探索的战友；这种呐喊，更是对那些控制我们的结构的嘶吼，对那些让我们“非人性化”的力量的怒吼，即我们知道桎梏所在，即使它无形而庞大，但我们并不畏惧，那些蕴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力量，蕴藏在日常的关系互动中力量，终将发出他们的怒吼。

所有的这些话语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指引我们行动的明灯，也是我们行动的利器，应用在我们与村民的各种实践中。从2019年起我们与更多的农村社区建立连结，着手建立农村社区网络；也与更多同行的伙伴建立农村社区工作者的互助支持网络。透过网络的连结，透过不同层面的组织来实现我们对守望互助、相互扶持的团结合作的关系的向往，来实现我们对人与社区可持续社区发展的美好憧憬。

如今，这样的回看，让我重新看到我与家人、与爱人、与绿耕的伙伴、与村民等互动生发出来的各种关系的连结。也正是这样的回看，让我重新看到，我对“组织起来”“合作起来”这种关系状态的向往和追逐。

在我过去的生命历程中，无论是读书时，恋爱时，还是进入绿耕工作，与村民共同行动，我都在寻找和探寻一种包含亲密的伙伴关系在内的生活。这种合作起来、组织起来、相互扶持、共同战斗的关系，是我和伙伴们在面对生活的挑战，在面对那个“穹顶”时所生发出的一种有力的回应方式，更是我和伙伴们用行动去活出来的生活。

“恒星伙伴计划：可持续社区领袖支持项目”从2021年开始，推出“星星点灯”可持续社区行动者系列故事专题。每月以图文影音的形式推出一位恒星学员的行动故事。这些行动故事，既非单纯的经验分享，也非个人荣耀的展示，它是一个基于关系厚度而生发的自我行动脉络的梳理、袒露与表达。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坦诚、群体的信任和行动的加持将是我们最乐见的态度。

基于行动的对话，朝向行动的改变，让行动者看得见也被看见。大家一起，让每一次坐而论道都不虚脱于躬身实践；大家一起，让我们起于关系共建，走向道义相勖。

“恒星伙伴计划”由万科公益基金会和合一绿学园联合发起，以高潜力可持续社区领域公益领袖为抓手，通过为期三年的非限定性资金支持和系统性赋能，助力可持续社区领域公益机构在组织力、业务力和影响力上的成长突破，实现公益机构业务模式化与组织规范化发展，具备孵化和赋能在地公益组织和自组织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