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全球气候政治向多样化议题和多元主体演进，青年参与备受关注。文章详细梳理了全球气候政治中青年环境参与的内容及路径，总结出全球气候政治中青年环境参与存在反抗型参与、制度型参与和生活型参与三种理想类型，为理解不同的参与表现提供参考框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青年通过政府、环保组织、学术研究机构与新媒体平台广泛参与到与可持续发展、地方环境保护以及数字化气候行动等相关议题中，影响了全球气候政治的议程和走向。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中国进一步提升青年在国际气候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青年以科研技术人员、气候活动家、气候传播者的身份积极推动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为实现全球社会低碳转型目标贡献了中国力量。

一、引言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21世纪全球最为紧迫和广泛关注的议题之一，通过国际间的对话与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共识，人们开始在全球政治互动中商讨有效的应对之策[1]。自198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成立以来，气候变化问题就已经成为一个事关各国重大利益的政治和外交问题[2]。对于青年来说，气候变化将对他们的经济、生活、社会结构甚至是文化环境产生深刻的影响。2022年发布的《IPCC气候变迁第六次评估报告》（IPCCAR6）指出，2020年之后诞生的孩童一生暴露于热浪的风险概率比1960年出生的人高出近7倍[3]。从碳足迹的代际差异来看，根据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EnergyAgency，IEA）估算，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平均个人终生碳排放额约有350吨；相较之下，21世纪20年代出生的儿童，其终生碳排放额度仅剩下34吨。也就是说，生于2020年后的孩子，不仅比他们的父辈拥有更少的碳排放额度，还需要承担更多的气候灾害[4]。青年是社会的主要群体之一，有权利和责任参与可持续发展，他们的环境参与不仅是全球气候政治中的重要内容，也代表着全球青年事务的重要发展方向[5]。

自1970年25岁的哈佛大学法学院学生丹尼斯·海斯发起第一个“地球日”活动以来，有关青年环境参与的研究日渐丰富，青年环境参与的影响因素、参与动机、参与困境等问题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环境参与的影响因素是一项受到广泛关注的议题，已有研究从社会结构和个体特征两个方面探讨了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因素。青年环境参与会受到其所处社会情境的影响，并且随着社会情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6]，研究者讨论了社会经济状况[7]、环境污染[8]、政府环境规制[9]、社交媒体[10]、社会文化等结构性因素对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11]。在个体特征方面，已有研究关注了社会人口学特征，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对于环境参与的影响[12]，青年群体受教育年限的上升、大众传媒的使用以及环境知识水平的整体增长使他们在气候变化的成因认知、危害认知上都高于中老年群体[13]。此外，个体的环境风险感知、全球环境风险感知和环保支付意愿对居民环境行为有明显影响[14]。但也有报告指出，青年群体对环境保护议题的关注度远低于教育、就业、住房和医疗等社会议题[15]，个体的知识结构、利益结构与交往结构等方面的困境限制了公众环境参与[16]。

已有成果为我们理解青年环境参与的差异性提供了研究基础，但总体来看，这些研究主要是对青年特定的环境参与（如环境行为、绿色消费）进行的微观实证研究，忽略了青年环境参与类型、议题和参与途径在全球范围内的多样性。气候变化让社会的未来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青年群体更是气候脆弱人群之一，在全球气候政治越来越成为一项国际性议题的背景下，系统梳理青年环境参与的内容和路径能够展示全球气候政治中青年环境参与的整体图景，为青年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供总体性参考。

二、全球气候政治中青年环境参与的类型

青年环境参与是指青年作为微观个体，通过一定的程序或途径参与到公共环境事务的过程中，使政府、企业或个人的环境利用行为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进而保护地球生态。目前全球气候政治议程多以政府间商讨与合作为基础，不可避免地给公众造成环境保护是政府责任的刻板印象。随着全球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以及公众环境意识的提升，青年开始关注自然环境与人类命运之间的关联，并投身于全球气候政治舞台，成为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主体，挑战了政府是唯一环境权力和责任主体的刻板观念。

气候问题形式多样，成因复杂，青年环境参与也由此表现出多样化特征。已有研究将青年环境参与分为个人体制内参与、个人抗议型参与、群体抗议型参与和社会团体参与[17]；另一些研究者则将其划分为决策型、抗争型、程序型和协作型参与[18]。这些类型划分概括了关于环境参与的多种形式，但其视域较为有限，仅立足于中国情境，没有考虑到全球这一更为宏观的结构背景，因此可能会忽略不同国家和地区青年环境参与的其他内容与形式。随着全球气候政治舞台进一步向青年开放，青年环境参与涌现出更为多样化的形式。根据参与的内容、形式和目标，本文将全球青年环境参与划分为反抗型参与、制度型参与和生活型参与三种理想类型，为进一步理解青年在全球气候政治中的环境参与提供参考框架。

1.反抗型参与

反抗型参与指青年对政府环境决策和制度的不满，或因感知到全球气候政治中的环境不公正而发起的抗争行为。反抗型参与通常采取静坐、游行、示威等较为激进的方式来表达青年环境诉求，具有冲突性[19]；也有一些青年通过媒体发声、创造刊物等较为平和的方式传播环保理念，预防环境问题的发生。

在反抗型参与中，青年通常采用“造势”与“控势”等较为激进的方式获取政府和公众注意力，表明环境诉求和立场。“邻避运动”（Not In My Backyard）是反抗型环境参与的典型表现，最早起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具有明显污染的公共基础设施的选址问题，常见的邻避设施有垃圾焚烧、填埋场、污水处理厂、化学工厂等，反抗型参与是阻止这些设备和项目“落地”的抗争行为，部分也引发了公共危机事件。在这些邻避事件中，青年是主要参与者和行动策划者，其目的是改变政府和相关企业决策。

随着青年环境意识的提升，反抗型环境参与在全球范围内此起彼伏。如“停止石油”组织（Just Stop Oil）通过向梵高的著名画作《向日葵》泼洒番茄酱、在汽车展厅进行喷漆毁坏活动等极端手段表达对政府在气候问题上不作为的不满。这些激进、破坏性的表达方式对青年参与气候政治的舆论、意识和行动产生深远影响，是气候政治中青年环境参与的重要类型。

2.制度型参与

制度型参与是青年作为主体之一嵌入政府、国际间组织等部门，通过协商、谈判等途径参与公共环境治理的事务，协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国际间政治议题。随着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向多元主体和多方治理演变[20]，青年所面临的国际背景和政治权力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其环境参与形式也由传统的游行示威、静坐抗议等反抗型参与向制度型参与过渡，标志着全球气候政治由冲突对抗向多元包容变迁。

制度型参与是青年参与全球气候政治的重要类型，青年通过专家论证会、技术咨询会等途径参与全球气候政策的出台、评估和修订，在全球气候政治中反映青年意志，表达青年环境诉求。早在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就将青年非政府组织—国际青年气候行动组织（YOUNGO，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青年非政府组织）认定为青年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官方组织，并以此为基础邀请青年参与国际气候变化的谈判过程。例如，在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中，青年通过参与可持续发展论坛、环境主题日等活动，在气候变化的议程设置、知识传播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每年缔约国（COP）正式会议开始前，国际青年气候行动组织也会举办国际青年气候大会（COY），让关心气候变化议题的青年可以彼此交流。2021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制定了《全球青年宣言》提交大会，在推进气候谈判过程中参照青年的各项建议[21]，更好地引领青年在环保理念传播、行动组织等方面发挥作用。

此外，气候教育也是青年制度化参与全球气候政治的重要形式之一。一些研究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青年气候行动之所以受制，主要是由于气候教育制度不充分[2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指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仅仅依靠经济和技术解决方案、政策规定或者资金激励是不够的，教育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23]。因此需要通过气候教育改变青年的思维方式，防止青年成为环境的破坏者，同时也让更多青年掌握气候政治的议程和内容，了解参与途径，扩大全球青年参与气候政治的基础。当然，也要注意制度化参与中的气候不公正现象，正如社会学家贝克在评论气候政治时指出，“气候政治的话语迄今为止仍然是专家和精英的话语，平民、社团、公民、工人、选民以及他们的兴趣、观点和声音都被完全忽视了”[24]。其结果导致所出台的气候政策反映的只是部分精英的权力和意志，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青年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往往面临代表性不足的问题，最终损害了全球气候政治制度和治理条约的公信力。

3.生活型参与

生活型参与一般没有明确利益指向，指青年以保护环境和遏制气候变化为初衷，在生活中自发参与环境保护活动，或者在日常生活中所践行的环境友好行为，具有明显的自愿性和公益性。根据参与的方式不同，青年的生活型环境参与可分为个人参与和组织两种类型。与制度型参与中的国际间非政府环保组织不同，个体的组织参与一般是地方性小型环保志愿服务组织，青年通过加入这些环保组织，成为环保志愿者，开展地方环境保护的公益活动。个人与青年日常的生活高度融合，是指青年在环境友好型价值观指导下实践的各类环保行为，如主动实行垃圾分类、购买绿色环保产品等。

在生活型参与中，青年的绿色低碳实践是一项重要内容。相比其他年龄群体，青年是消费社会的主力军，消费结构复杂且崇尚时尚消费。随着青年环保意识的增强和媒体宣传，全球青年的绿色低碳实践及生活观念有了根本性变革，绿色低碳成为影响消费者尤其是青年群体消费决策的重要因素，购买有机食品、环保产品，选择绿色出行成为青年消费时尚[25]。绿色低碳实践中青年不仅在生产、生活以及相关公共事务治理中秉持绿色、低碳理念，还包括通过特定方式和途径向政府部门表达自身的环境观点和诉求，以此影响相关的环境立法和决策过程[26]。青年还通过绿色低碳宣传教育影响社会，带动更多青年及周边的公众，共同推动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

从演进历程来看，青年在全球气候政治中的环境参与大致沿着“反抗型-制度型-生活型”的趋势螺旋推进。早期“粗放型”工业化模式引发了青年对“人类中心主义”发展范式的反思，随着全球环境议题的不断深入，青年在环境参与过程中逐渐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内化在意识中，用以指导生活中的环境参与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气候政治中青年环境参与的演进历程充满了复杂性和曲折性，以上三种类型也不是此消彼长、相互排斥的过程，而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中各有侧重、相互交织。例如，青年制度型环境参与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出现，但在当下全球社会中青年的环境抗争仍然此起彼伏，且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不同国家和组织等多元主体的权力角逐依然持续不断。

三、全球气候政治中青年环境参与的议题

自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署以来，气候变化的各项议题不断外溢到不同的组织当中，并通过议题嵌入的方式成为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政治议程，为青年环境参与提供了广泛的内容和选择。从全球范围来看，青年环境参与的议题可以大致概括为可持续发展创新、地方环境保护以及数字化气候行动三个方面内容，总体上涵盖了青年环境参与的主要议题，充分展示了全球气候政治中青年环境参与的多元性和开放性。

1.可持续发展创新

可持续发展是青年在全球气候政治中环境参与的首要议题，是全球气候政治中的战略性指引方针。2015年，联合国通过的第70/1号决议—《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指出，全球升温、海平面上升等气候变化产生的不利影响，严重削弱了各国可持续发展能力，需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淡水资源以及森林、山地和旱地；加强在荒漠化、沙尘暴、土地退化和干旱问题上的合作等。

作为社会中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群体，青年在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彰显出其解决气候问题的潜能。例如，哥斯达黎加的切佩克莱塔斯（Chepe Cletas）是由一群充满活力和创新精神的年轻人组成，以研究可持续发展问题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团体。为了实现在2021年完成国家碳中和的目标，该团体的青年在首都圣何塞开展节能减排活动，倡导减少私家车使用，并且组织大家参与散步、骑自行车、看露天电影、聊天、听音乐会等活动，吸引了超过10000人参与。青年是消费市场中的主力军，其消费行为和消费偏好对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青年自觉贯彻绿色消费理念，主动选择环保产品，不仅传播了可持续发展理念，而且能够促使企业加大绿色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倒逼产业结构向绿色、可持续方向调整。在工业化建设中，青年群体凭借敏锐的社会感知力，能够率先察觉到产业发展中的污染扩散等现象，通过主动揭示环境污染问题，积极参与环境维权和治理行动，促进社会整体可持续发展。

2.地方环境保护

地方环境保护是全球气候治理行动在地方层面的主要抓手，也是青年参与全球气候政治的核心议题，在全球工业化进程中一直都有较大规模保护地方生态环境的实践行动。例如，日本在二战结束之后将精力集中在钢铁、矿山等工业企业的发展上，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水俣病、痛痛病、四日市哮喘病以及新潟第二水俣病等成为轰动世界的环境污染事件，日本民众开始意识到污染企业与民众之间存在的“加害者-被害者”关系，因此对公害和开发行为进行斗争，在城市开启了保卫生活的“生活保全运动”，在农村则发起了针对建设水坝的“自然保护运动”[27]。

地方环境的好坏与青年生活质量息息相关。随着环境教育的普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青年环境意识都有所提升，并逐步参与到诸多改善地方环境的行动中。埃塞俄比亚的乱砍滥伐活动使国家的森林覆盖率从20世纪的40%骤降到不足2%，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因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在该国发起了千禧年种植“十亿棵树运动”，吸引了超过5万多名学生参与当地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植树活动，缓解了水土流失和风沙等自然灾害。在爱尔兰，传统的语言和故事中蕴含着丰富知识可以重新构建“神圣地球”的概念，气候学家西尔莎·埃克斯顿表示，“在爱尔兰语中，有32个单词代表‘田地’，每个单词都描述了田地的不同用途。作为人类，我们并不凌驾于生态系统之上，我们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埃克斯顿在到达投票年龄之前就已投身气候活动。13岁时，她在家乡爱尔兰利默里克议会大楼前静坐和抗议，要求采取行动应对紧急情况，以改变气候变化给爱尔兰带来的不利情况。

3.数字化气候行动

互联网、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出现使人们的社会活动出现网络高互动性及广泛参与性的特征[28]，青年环境参与在数字化转型中的联系性、内容的广泛性以及形式的多样性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和深化，线上参与成为青年参与全球气候政治的新途径。数字化给青年环境参与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互联网平台通过线上虚拟与线下实体相互交织构建虚实交织的行动空间，突破了青年环境参与的时空限制，扩展青年环境运动的影响范围。作为“数字化”的一代，青年熟练掌握了数字信息技术，在形塑公众的气候认知、引导气候行动方面拥有天然优势，社交媒体平台已经成为组织和扩大青年环境参与的重要工具，将诸如气候罢工（Climate Strike）、星期五为未来（Fridays For Future）、青年为气候（Youth For Climate）等全球流行的气候行动者联系在一起，加深了青年的交流。

第二，  互联网平台以其复杂性、多样性和匿名性等多种特征为主，创新了青年环境参与形式，扩大了环境行动的影响范围。如中国青年通过“蚂蚁森林”将日常的步行、支付等行为转化为虚拟能量，并将其转化为3.5亿棵实体树，表明环境参与可以通过创新性的形式吸引青年。青年群体通过社交媒体广泛宣传环保理念、普及环保知识，不仅让全球更多的人理解工业项目对环境的危害，同时还能够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加入气候行动中，广泛争取社会支持。

四、全球气候政治中青年环境参与的多元实现路径

作为一项维持公共产品的互动，全球气候政治中的青年环境参与离不开多样化平台的组织和引导，不同的参与路径其背后的机构组织、行动理念以及现实参与条件均有所差异，青年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专业特长等选择不同的参与渠道和路径，以更好地嵌入不同的环境议题和治理路径中，发挥自身在全球气候政治中的角色和作用。

1.政府主导的环境项目

在全球生态危机背景下，各个国家和地区政府纷纷出台了不同的生态环境保护项目来遏制气候变化带来的危害，这些政府主导的环境项目是青年参与气候治理的重要途径。政府主导的气候治理项目涉及减少污染、生态修复、环保教育等方面，青年作为主要力量参与其中，不仅有助于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完成，而且能够培育起青年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具体来说，青年可以通过以下三个途径参与政府主导的气候治理项目。第一，通过青年志愿者身份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在国际社会已经成为气候治理与气候变革的重要手段[29]，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青年开始依托志愿服务活动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如针对城市公园的洪水泛滥问题，纽约市政府成立了“公园伙伴计划”，面向个人、企业、社区、中小学、高校、研究机构招募志愿者参与照护街道树床、清理湿地沙滩垃圾等，达到生态城市建设的目标[30]。

第二，青年参与政府主导的，与全球气候治理相关的实习与就业项目。这类项目一般与地方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内容相联系，尤其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既考虑了青年的生存需求，也考虑到地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发展。在非洲的加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设计了一个“竹制自行车”项目，旨在促进健康、无污染的替代交通工具以满足加纳地区不断增加的人口出行需求，同时解决气候变化、环境恶化、贫困和青年高失业率的问题。

第三，青年团队和个人与政府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合作项目。在合作过程中，青年居于主体地位，主导技术开发和应用实施，政府则为合作项目提供必要的政策、资金、场地等配套。例如，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6月24日主持全球发展高层对话时提出“全球青年发展行动计划”，在随后启动的“全球青年气候周”活动中，清华大学和盟校斯坦陵布什大学携手创办了“气候变化协同”领导力项目，为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提供资金、技术等相关资源支持，用以发展青年在环境科学、气候治理、生态修复等方面的行动与研究成果，提升青年的气候行动力。

2.环境保护组织

环境保护组织是推动青年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力量，在动员社会资源、开展环保项目、传播环保理念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家间的气候谈判面临重重阻碍，以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则获得了在气候政治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历史机遇，特别是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之后，气候政治吸引了更多非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企业、投资者、民间社会组织等在气候治理中的作用日益提升。尤其是历年缔约方大会召开的时候，众多非政府组织均会全程参与并积极活动，其视域范围、利益诉求和政策建议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框定政策议程并影响气候谈判进程[31]。

应对气候变化是一项国际性议题，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青年广泛依托环境非政府组织参与到各项国际谈判中，表达青年声音和气候立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曾倡议，青年在应对气候变化与全球青年和青年组织的密切联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2008年以来，UNFCCC已经协调了16家政府间机构的工作，广泛吸引了青年采取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的行动，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明确提出了支持气候行动中的“非缔约方利害关系方”的积极参与，为青年环境参与提供了组织基础。此外，国际青年气候行动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青年气候参与的全球活动网络，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2000多名个人成员和多家青年组织机构，推动了全球青年在国家和地区层面广泛地参与诸如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等各领域的具体项目和计划。在国际青年气候行动组织的支持下，青年通过参与高层会议，在非正式场合与决策者互动，以及通过各种宣传活动提出青年的立场、价值，表达青年环境友好的信念。

3.学术研究机构

在全球气候危机的背景下，环境保护的学术研究机构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各地的科学家、研究人员通过严谨的调查研究，报告了全球正在经历的气候变化、降雨模式以及许多其他自然生态系统的异常变化趋势。2009年乐施会（Oxfam）与中国农业大学共同发布了《气候变化与贫困》报告，详细地评估了气候变化对一些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地区的影响情况，并指出气候变化是导致这些地区农民致贫或者返贫的重要因素之一[32]。

青年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知识提供者的角色，全球青年科学家通过知识共同体网络参与气候变化、环境治理等科学研究成果的交流和共享活动，为气候政治的政策制定与国际间谈判提供科学的知识和依据，一些青年科学家甚至还作为气候变化的政策顾问直接参与到政府间的谈判过程中，如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GAUC）、忧思科学家联盟、世界资源研究所、科学与环境中心以及国际环境法中心等，体现了全球气候政治中对于专业与权威的重视[33]。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在2024年集结了来自8个国家、12所高校的20位全球未来青年气候领袖组成了GAUC青年团，参加了UNFCCC举行的第28次缔约方大会（COP28），在能源转型、食品安全、自然权利等方面展示了青年共同参与气候行动的热情和决心。青年通过环境保护学术研究机构与高校、企业、环境保护组织等主体建立的合作关系，促进理论知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青年的智慧和力量。例如联合国开发署在巴巴多斯的怀特山（Lester Vaughan）中学，1100多名青年学生从家里和社区收集一些废弃的植物油，通过与当地一家生物公司合作，将废弃的植物油提炼成生物柴油和甘油，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学习了有关气候变化、资源回收与可再生资源的相关知识和技术。

4.媒介化参与

青年通过媒介化路径参与全球气候政治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互联网、社交媒体的普及，信息传播与公众参与公共治理议题的方式也发生巨大改变，为青年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新的途径。青年生态环境的媒介化参与首先体现为社交媒体平台参与。当前社交媒体已经成为青年获取和传播生态环境信息的重要渠道，青年通过关注环保机构、专家学者以及相关话题账号，及时了解全球生态环境动态、环保政策法规和各类环保活动信息，与不同群体进行互动交流，增强青年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注度与参与意识。如地球谈判公报（ENB）、第三世界网络（TWN）以及气候行动网络（CAN）等环境组织在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就开始关注了气候变化议题，在获得正式观察员身份之后这些组织都会发布相应的会议摘要和分析报告，有效地让青年们跟上每日谈判的进展，同时在社交媒体如脸书和推特上推出会议报告，使各种信息交流平台成为青年参与气候政治、巩固自身立场的政治论坛[34]。

媒介化参与还体现为与环保有关的自媒体参与。部分具有相关专业知识或对环保事业抱有热情的青年开通自媒体账号，通过撰写文章、制作视频等方式，创作并传播生态环境相关内容。这些内容涵盖了从环境科学知识科普、环保技术介绍到生态旅游推荐等多个领域，有效提升公众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知水平。青年群体通过媒介化路径传播最新环保信息，通过制作传单、海报、宣传手册以及音频视频等方式向社会公众展示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通过媒介化平台收集与整合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并代表公众与政府进行沟通。这种通过自下而上参与的气候治理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上层的气候治理谈判，因此越来越多的环保组织和青年注重通过灵活的媒介化途径强化自身的气候主张。如英国“环保小记者”项目通过邀请高中生到冈比亚参观慈善组织关爱环球（Concern Universal）的工作，了解气候变化导致冈比亚土地盐碱化和土地沙漠化导致的农业产量减少之后，伊丽莎白女王二世高中成立了一个生态环保委员会，试点各种环保活动，让更多的高中生接受到环境教育。

五、进一步推动中国青年在全球气候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行动的意愿和能力大大提升，已经成为全球气候政治中的关键力量。2025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气候和公正转型领导人峰会上的致辞中指出，“中国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自宣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来，中国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建成了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不会放缓”。在全球气候政治舞台中，中国青年担负了国家与时代的使命，为实现全球气候治理目标贡献了中国青年力量。

中国青年之所以能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和作用，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国际上具有较高的声望，较早地参与了全球气候治理，因此在全球气候政治舞台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其次，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中的治理能力大大增强，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从参与者向贡献者和引领者的角色转变。例如，在组织制度方面，中国政府成立生态环境部有效提升了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能力。在气候研究方面，中国政府组织实施了大量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研究项目，气候治理的相关话语权和贡献度不断加强。最后，中国愿意与世界其他国家一道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在探索气候治理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协同统一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提出了建立绿色低碳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主动实践降碳减排承诺，为全球气候政治提供中国发展经验。

随着我国在全球气候政治中地位的上升，中国政府致力于推动青年在国际气候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和价值。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国组织了青年代表团参会，让世界看到了中国青年致力于解决气候变化的能力和决心，中国青年在国际舞台上以科研技术人员、气候活动家和气候宣传者的身份在全球气候政治舞台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青年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诸多实践形式中，青年学者的学术研究是重要组成部分。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复杂的、跨领域的全球性议题，需要组建跨地区、跨专业的学术科研论坛，为青年学生搭建学术交流平台，使得全世界不同专业背景的青年能够交流知识、碰撞思想，共同助力全球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科研成果方面取得突破；由大学等学术机构组建的青年代表团，专业基础扎实，对气候变化有着深刻理解，可以通过参与政府、专家和非政府组织等全球多元利益相关方的对话与协作，共同推动气候进程的建设性发展。2020年1月6日，习近平主席给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的学生代表回信，对青年学生就关乎人类未来的问题给予共同关切表示赞赏，极大地鼓舞了青年学生代表呵护好全人类共同地球家园的信心。

中国还推动青年成为气候活动家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行动。作为直接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未来一代，青年群体具有更强的危机感和采取气候行动的紧迫感。中国青年作为气候活动家的身影也活跃在气候政治舞台上。如自2009年“COP15中国青年代表团”参加气候变化大会开始，至今其已累计组织上百名中国青年参与会议、追踪会议谈判结果，并积极对话各国政府谈判代表、非政府组织及媒体，表达中国青年人自己的声音[35]。中国青年不仅在国际气候政治中表现出责任和担当，还积极推动国内的环境改善和治理，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一些中国治理经验。例如，我国的生态环境部推出了“千名青年环境友好使者”项目，吸引了大量来自高校、社区、机关单位的青年参与，广泛传播了低碳减排知识，推动公众参与低碳行动。各地方政府组建当地“河小青”“河小禹”志愿服务队，组织青年学生开展巡河护河行动，改善当地河流与河岸环境质量。

青年在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中除扮演科学研究人员、气候活动家的角色外，还发挥了气候宣传者的作用。相较于气候研究者与活动家，通过传播气候理念改善生态环境成为全球青年应对气候变化的广泛宣传力量。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社交媒体成为全球气候传播的重要阵地。青年人通过在社交平台上发起气候挑战、推广讨论话题等，以轻松、愉快且易被人接受的表达方式与活动形式，提高全民的气候意识、普及气候知识，起到更好的气候传播效果。在互联网平台上，来自不同职业、不同身份、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的青年群体，通过社交媒体、校园活动、社区宣传等方式，传播环境保护知识和理念，提高公众对地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关注度，形成广泛的社会动员。

六、结语

作为直接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未来一代，青年群体具有更强的危机感和采取气候行动的紧迫感。在全球范围内，青年群体在环境保护、气候行动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积极参与，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动力和潜力，青年已经成为全球气候治理中不可忽视的力量。面对气候变化这一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挑战，青年正以多样化的环境参与类型、多元化的参与路径投身到全球气候治理和气候行动的各项议题当中，深刻改变了全球气候政治中的议程和组织结构。

青年不只是未来全球气候和环境的利益关联者，同时也是拥有改变力量的积极行动者。面对气候危机，青年活动家号召破除壁垒，提倡全球合作，成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坚力量。为提高世界各国对青年议题重要性的认知，1999年联合国大会将每年8月12日定为“国际青年日”（International Youth Day），借此呼吁全球重视青年力量，并在地方、国家及全球制度层面，广泛吸纳青年参与，发挥青年的影响力。如同联合国前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0年国际青年日所表示的那样，“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和成年人应尽一切可能促进世界青年享有安全、尊严和机会的生活，并且激发他们的最大潜能”。因此，多培植青年领袖、鼓励青年在全球气候政治中为自己与地球发声，成为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总而言之，扩大青年参与是改变世界的钥匙，对于落实全球气候政治中的环境公平政治、世代正义、社会包容至关重要。在全球气候政治的权力角逐中，青年可以充当批判思想家、改革者、创新者、传播者或者领导者的角色。在建立支持青年行动的体系框架中，政府可以通过制度设计、提供参与渠道等方式，强化青年的气候政治和环境参与，让青年为自我及地球的权益发声。非政府组织及企业则可以通过奖励、产学结合或实习计划等形式，为青年提供环境参与的支持资源。学校教育及大众媒体也应该加强知识传播能力，借以促进青年的环境意识觉醒和环境素养的提升，强化青年对全球气候政治中气候变迁及其国际趋势的理解思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参与气候运动的青年普遍年龄偏小、对于气候变化的科学认识不充分，当前国际上大多青年气候运动靠激情驱动，理性不足。国际青年气候运动也通过街头游行、罢课示威、抗议演讲等形式呼吁政府采取更积极有力的气候行动。因此，在鼓励青年气候活动家参与气候运动、传播气候观点的同时，应当给予恰当的、理性的引导。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近20年中国城市居民环境关心的变迁及动力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3ASH010）的阶段性成果]

范丽娟：西安交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赵寅秋：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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