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气候变化”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国际政策文件中，很多立足社区的民间组织也在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路径：我们在做的这些事，和气候有关吗？

科莱美特气候青年与9家劲草伙伴机构的负责人进行了访谈。本次访谈汇集了9家由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劲草同行项目组支持的环境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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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机构路径各异，但共同之处在于——几乎没有一家是为了回应气候变化而开始的。

他们关注的是种子、鱼、垃圾、园艺、社区韧性，起初是为了土地、为了食物、为了生计、为了公共空间的美好与安全。但在社区工作的实践中，各家机构的负责人都慢慢意识到，气候变化正在改变他们服务的社区、生态与人群。

“气候话语”常常姗姗来迟，而“气候行动”早已是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正是这些看似与气候变化无关的行动，是一种努力去将本地语言、本地经验与全球议题对接的主动试探，构成了中国本土社区气候行动的起点。

（本次参与访谈的机构包括：农民种子网络 、平潭综合试验区海若海洋文化交流中心、黑龙江省环境保护教育学会、海南省蓝丝带海洋环境保护协会驻会、平潭综合实验区昕火海岸公益服务中心 、青岛市黄岛区清源环保公益服务中心、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郑州环境维护协会、武汉市江汉区花仙子社区公益服务中心）

Q1：你所在组织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开始关注气候议题的？第一个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项目、或者第一次把气候议题写入机构战略是什么时候？

农民种子网络 宋鑫：我们机构2013年发起，2018年正式成立。从创立初始就确定“传承本土智慧，应对气候变化”是核心工作领域之一。

自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签订《巴黎协定》以来，我们从未缺席每一届COP大会，始终聚焦“基于社区的适应”（CbA）政策推动，积极将本土生态文化智慧注入全球气候治理框架。

在气候治理重心从“减缓”转向“适应”的当下，社区层面气候适应的呈现方式与评估标准仍是待解难题。我们正通过创新探索形成独特路径：以气候韧性社区评估为突破口，构建起多维度实践框架——生态系统韧性维度，以农耕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活态保护为具体抓手；社区治理维度，通过记录传承民族文化、用本土智慧搭建适应机制增强韧性根基；生计可持续维度，通过联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为社区量身打造应对气候与经济变迁的生计方案。期待未来能与大家深入交流这一创新性评估成果。

平潭综合试验区海若海洋文化交流中心 罗一鸣：我最早开始关注气候变化，是在一次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会议上。当时瓦努阿图国家水产局的局长告诉我，他们国家正在考虑“举国搬迁”。因为海平面上升，一些沿海村庄已经被海水吞没，他们不得不考虑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商谈，将整个国家人口迁往更安全的地方。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气候变化的直接威胁。

后来又听到了来自墨西哥和印度的两个案例。墨西哥的老师提到由于气候干旱加剧，水资源日益紧缺，当地原来的毒贩子现在改“贩水”了。甚至加州的湿地水源都被非法抽取，这些组织开始转向掌控水资源牟利。

在印度，他们面临的则是暴雨带来的灾难性改变。当地的恒河流域过去以渔业为生，不同社区之间通过打斗来划分渔区，通常一场大战后可以维持30到40年的边界和平。然而近几年，极端降雨频发，河道大幅改道，刚刚划清的渔区被冲毁，一些原本掌控资源的社区变得一无所有。这导致社区间矛盾再次爆发，四五年间打了好几场“渔业战争”。面对失控的局势，当地搞渔业管理的科学家也束手无策，转而寻求社会组织的协助，来协调不同社区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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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通过这些案例，我意识到我们机构所做的事情，其实也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我们一直专注于社区为主体的沿海公益保护地的运营和管理，核心是生态保护。从气候变化的视角切入能够帮助我们争取更多关注和支持做社区保护。

黑龙江省环境保护教育学会 高瑞睿：在过去十年里，我们的主要工作聚焦于鱼类资源的保护与管理。黑龙江流域是典型的冷水鱼产区。冷水鱼对气候变化极其敏感——哪怕是几度的升温，都会对种群分布、产卵周期甚至栖息环境造成巨大冲击。我们早早就察觉到了这种影响，但长期以来却苦于无法找到一个清晰的切入点来将“气候变化”这一宏观议题与我们的实践真正联系起来。

野生捕捞、栖息地恢复、渔业管理……我们尝试从不同角度去建立联系，但都显得有些隔靴搔痒。我们甚至还探索过蓝碳路径，比如通过增殖放流或者大水库生态养殖来进行碳汇计算。这在理论上看似可行，但实际操作中缺乏成熟的方法学支撑。

直到今年，我们开始从水产跨界到农业，开始尝试推进“气候友好稻作”，真正推动气候议题落地。我们所在的地区是中国纬度最高、气候最冷的水稻产区之一，水体原本在田间起着“保温”与“抗寒”的作用。我们一度担心，如果减少灌溉水量来降低碳排放会不会引发减产等新问题？

好在目前为止这个项目得到的是积极的反馈。今年夏天气温偏高，试验田并没有出现减产迹象，反而在抗倒伏性方面表现良好。

海南省蓝丝带海洋环境保护协会 韩玉：只要是和海洋、生态、环境沾点边的，不管是白色污染、海洋垃圾，还是水生野生动物保护，都属于蓝丝带关注的范畴。

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把“气候变化”当作一个单独的议题去思考。但这几年开始变了，尤其是我在2021年接手海南的工作、加入“劲草同行”之后。一开始我也是“赶时髦”，一看联合国的各种公约、政策框架里都把气候放在了非常高的位置，我心想那我们也得跟上。但说实话，那时候我对这个议题的理解还很“夹生”，只是知道它很重要，但还不知道怎么真正在本地工作中落地。

2021年，蓝丝带参与了三亚的“无废城市”项目，这是WWF“一个地球城市”计划中的一部分，一做就是四年。我当时还没意识到它和气候有直接关系，后来才慢慢反应过来，这不就是城市层面的减碳实践吗？再到后来，我们又拿到了UNDP的“绿色校园”项目，用的是“无废校园”的口号，核心目标也是在校园里推广低碳。

为了准备这次会议，我把蓝丝带自成立以来所有做过的项目都系统梳理了一遍发现：只要是做环境保护的工作，其实多少都和气候有关。湿地生态修复、红树林保护、塑料污染防治……这些年我们推进的很多事情，本质上都是在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基础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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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蓝丝带的五大板块，“气候”排第四，甚至已经压过了过去热度很高的“水生野生动物”议题。老实讲，水生野生动物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流量，但这个议题做起来既“实”又“虚”——好看，观赏性强，但操作空间有限。相比之下，像我们在海南做的红树林生态修复，是真正的"硬项目"。前期我们在三亚铁炉港做修复，做到了全国领先。我敢说，在红树林这块，全国的非营利机构里蓝丝带是走在前面的。

现在我们更多的目标，是希望把这些项目越做越实。不是热热闹闹地做，而是能往深里做，做出影响，做出长期性。气候变化就是我们逐渐聚焦的核心目标之一。

平潭综合实验区昕火海岸公益服务中心 薛秀燕：我真正开始接触气候变化这个概念，是通过听书。《大迁徙》这本书里面讲到了“气候移民”这个概念。作者说，未来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人类可能要面临大规模的迁徙问题。那一刻忽然感觉，气候问题离我好像没那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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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黄岛区清源环保公益服务中心 程世功：我们机构是2017年成立注册的，最开始做的是工业企业污染防治。2023年左右，由于该议题资助资金枯萎，我们机构受SEE的资助项目《劲草同行》也刚好结束了。2023-2024年这一阶段，机构面临筹款困难的生存难题，迫切需要转型。幸运的是，我们拿到了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的一个项目资助，在干中学，开始转向气候变化领域。

这两年我们就通过腾讯公益上线了两个公益项目，议题方向是“海洋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这项目也算是机构目前筹资方面比较成功的例子，一个是50万的基础款，后来又追加了15万，加起来65万，是腾讯游戏与机构达成合作，通过腾讯公益平台捐赠善款的。另一个项目要等前一个结束后才能上线，两个项目加起来大概能有150万左右的资金体量。对我们这种小机构来说，已经是很大的支持了。

其实这些资源的获取，也得益于我们的工作在当地积累的信任，得到了政府资源的支持和引荐。比如这次腾讯游戏的捐赠，正是地方政府帮我们牵线的。

实像我们这种情况的机构还不少，尤其这两年在环境议题转型的大背景下，一批原来做污染防治议题的机构都在“转型找路子”。大家都在摸索怎么从原来的议题切到气候上，只不过多数机构资源还没那么到位，方法还在探索中。

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 杜鑫：我们机构是在2022年开始做的，一开始“气候伙伴团队”就设定了一个比较远大的目标：希望未来能够独立运营。

之所以选择在海南落地，也是因为看中了它自贸港的特殊地理位置——靠近东南亚，而我们本来就在做渔业社区的工作，和那边很多小型的渔业社区很像。再加上气候变化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性议题，我们就想，能不能借着海南这个位置，做一些跨境的民间交流，把本地工作跟东南亚的实践经验互通起来。

“气候伙伴”项目最初其实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设想出发的。当时我们拿到的第一笔项目资金，是为了和东南亚的社会组织网络建立连接，学习彼此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做法。直到去年，我们才真正从国内拿到一点点资源，开始在本地推进“社区气候变化风险评估”。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气候议题才明确地进入了我们的社区工作中。

我们选择在北港社区做了第一轮气候风险评估。但很快就遇到一个现实的问题：评估报告出来了，能看到问题，也能罗列潜在威胁，但我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不过，当换一个角度来看看，其实我们早就在做“气候行动”。比如我们最早在北港做的是生态资源保护的工作，后来也做了渔民生计转型，尤其是推动他们在传统渔业之外探索文旅结合的多样化发展。这些路径从生态韧性和经济韧性的角度来说，是社区层面最基础的气候适应策略。

我们可以把已经在做的事情，重新放进气候变化这个语境中去思考它的价值和意义。这也让我们重新审视和社区工作的结合。

郑州环境维护协会 杨晓静：从筹款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没有写过一个项目是以“应对气候变化风险”这样的名义去申请资金的。就连我们自己，有时候也很难直接用“气候变化”这四个字去概括我们所做的事情。

就拿堆肥来说吧，我们一直在倡导好氧式堆肥，推动的是有机质的就地处理和资源循环利用。这种处理方式本身就有固碳的效果，从减碳的角度讲，跟气候变化其实是直接相关的。虽然我们没有喊“减碳”这个口号，但实际做的是一回事。

还有我们的种植工作——从社区花园，到农场实践，再到屋顶绿化。这些事情从我们自己的语言体系看，是“绿色城市”“可持续生活”，但换个视角看，它们其实也在营造城市的微气候系统、在调节热岛效应、在构建生态缓冲。

我们一直说自己在追求“可持续社区发展”，但最近这两年忽然觉得，好像“可持续”这个词不太“香”了，大家都在讲“气候韧性”、讲“韧性社区”，又不怎么提“可持续”了。有时候我都在想，是不是我们这个圈子每隔几年就要换一波听起来更“高级”、更“国际范儿”的词？但其实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内核并没有变，只是换了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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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感受：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往往更关注弱势群体、关注落后区域，而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我以前总认为像郑州这样发展较成熟的内陆城市、省会社区，有科技的力量在，不太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但从2021年“7·20”那场大暴雨之后，这种想法就被击碎了。当我们都以为“百年一遇”的极端天气不会再来，可实际上每年一到七、八月的汛期，大家都开始紧张。这几天我正巧出门来海南，8月7号那天，家里又发消息说郑州市又下暴雨了，我家所处的中原区降雨量最大时达到了100mm，社区里都淹了，地下室也开始进水了。

频繁的内涝让我开始怀疑：我们一直以为的“安全家园”到底能不能承受越来越极端的气候？以前建设的车库、地下储藏间，现在都不再安全，而且洪灾之后立马面临剧增的生活垃圾。

郑州“7·20”洪灾发生的72小时内，我们就发起了一次社区环境观察员行动。我们动员社区志愿者，利用蔚蓝地图的小程序，把灾后的垃圾问题以实时定位的方式上传照片和信息，做到可视化呈现。那一次数据出来以后，我们自己都被惊到了——城市垃圾的暴露、漂浮、堆积，已经远远超出日常清运系统的处理能力。

郑州是在2019年正式发布“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的，后来一直在推动垃圾分类，那时候我们还满怀希望，想把这件事好好做起来。但“7·20”之后，真的可以说是“一夜回到解放前”。

我们在城市里推动可持续生活、做社区动员，其实就是在应对气候变化了。我们的核心工作一直围绕着“零废弃”展开，这是城市发展进程中绕不开的显性问题，如果废弃物处理不当一定会加剧气候变化，而气候变化又反过来增加废弃物管理的复杂性与风险。如何打破这样的恶性循环，正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与实践的。

武汉市江汉区花仙子社区公益服务中心 刘英：我这边的情况跟晓静挺像的。我们机构一直是在城市这个场域里做零废弃相关的工作，特别是围绕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主题，从园艺种植到废弃物的循环再利用。

这些年我们做的，其实都是从市民日常生活出发，希望通过比较轻盈但扎实的方式推动一种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说实话，像“应对气候变化”这样的议题，我们以前并没有把它作为工作目标明确提出来。

但变化是有的。特别是今年，我们跟不少基金会和企业对接时，对方都会或多或少提到“气候变化”这个议题。这也促使我们开始反思，自己这些年来在园艺、志愿者社群培育方面做的事情，是不是其实也可以和气候议题建立某种连接。我们依然更擅长从“人”出发，尤其是社群和志愿者系统的搭建。从志愿者培育的经验来看，我们发现这些长期活跃在园艺、湿地保护、城市微更新等领域的社群成员，其实天然就对天气变化非常敏感。

武汉今年主办的湿地公园大会，也让我们在参与过程中进一步意识到——城市自然空间的治理，社群参与、志愿者系统建设，其实都可以成为“气候适应”的入口。

基层社区的韧性，也看到了气候变化适应的复杂性与可能性。回到武汉后，我时常想起北港岛的海风和那些质朴的面孔，他们提醒着我：在宏大叙事之外，气候变化最终关乎每个具体的人和他们的家园。

对于我们生活在内陆地区城市中的人们而言，面对极端气候和环境问题，我们不该被动“适应”气候变化，而是去主动“设计”更有韧性的生活方式。比如当生活在城市里的我们，每个阳台、每个街心花园、每个社区绿化、每个校园小操场都成为森林花园，那小微生态走廊会自然而然形成，主动的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回归都将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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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在你的观察中，社区/社群成员主要如何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农民种子网络 梁薇薇：农民种子网络长期关注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在我们看来，社区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往往就藏在日复一日的耕种体验里 —— 哪些品种今年能抗住大旱；哪片山地的老品种，比引进的杂交种更耐得住忽高忽低的气温。这些细微的变化，正是农户最直观的气候信号。

我们更关心的是：如何让这些与种子共生的本土智慧，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底气？

2022年开始，在万科公益基金会的支持下，我们启动了“小豆子大健康”项目 —— 全称是 “气候变化下生物多样性视野中的小豆子大健康”。加入 “气候” 视角后，我们的调查重心更清晰地落在了 “种子与气候适应” 的关联上，也更深入地聚焦于 “气候变化” 对豆类种植的影响与应对。我们走访社区时，总会特别关注：还有多少农户在种老品种的豆子？有没有人坚持保留那些非商业化、却能适应多样气候的传统豆类品种？他们保留这些老品种的目的是什么？

从这些问题出发，农民种子网络持续推进 “豆类筛选” 工作：先找到还在一直种植的老品种，进行提纯复壮，增强气候适应性，再系统开展种质资源保护。比如，我们从全国四五个不同气候区的社区收集豆子样本 —— 有东部湿润地区的，有西部干旱山区的，有山地高海拔区的，也有内蒙古草原大面积种植的 —— 经过提纯复壮后将这些老品种和常规种送往广西农科院做营养检测对比，包括大豆异黄酮、脂肪、钙、蛋白质、蛋白酶等指标。结果令人惊喜：许多老豆子的营养成分并不逊色于常规品种，部分指标甚至更优。

于是，我们开始以营养数据为切入点，向消费者传递这样的认知：老品种不只是 “古老” 的象征，它们不仅营养价值高，更能为应对气候变化贡献力量 —— 其耐旱耐涝、本地适应性强的特性，让它们在气候异常时更具生存优势，也更适合生态种植模式，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

在生产端，我们跟农户说：“你种老品种，不只是在传承农耕文化，更是在为应对未来不确定的气候条件储备‘应对根基’。” 对消费者，我们则强调：“你吃得杂一点、多样一点，既能保障自身健康，也是在支持能抵御气候风险的生态农业。”用科学数据串联起 “种子—餐桌—气候” 的全链条，让每个环节的参与者都能清晰看到：保护老种子，就是在为应对气候变化积累实实在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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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是否有具体指标（如温度、降水量、农产损失等）支撑这种感受？你们怎么去收集这些信息？社区成员是否参与了气候行动（如农业、水质、物候观察等）？监测成果是否反馈给社区/社群？

农民种子网络 梁薇薇：我们其实一直都有在做社区气候韧性的评估，只不过我们用的工具和许吟隆老师那一套不太一样。许吟隆老师那套方法更适用于县域一级，它需要大量气象数据和官方资料来支撑，分析的是一个比较宏观的面。而我们在做的，是更贴地的、面向社区一级的气候韧性评估。

这套工具最初借鉴的是日本的SEPLS韧性评估模型，我们在实际操作中也结合了“五象限分析法”、焦点小组讨论、问卷访谈等方法，把它本地化，变成社区能理解、愿意参与的一整套系统。

我们会组织一个焦点小组，里面有学校代表、村干部、妇女、农户等多种身份的人参与。我们把气候问题转化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熟悉的场景和问题：比如“你觉得过去十年，这里旱灾有没有变多？”“有没有遇到一下雨地下室就倒灌？”“你种的那个豆子、瓜苗，是不是越来越难留种？”然后让他们自己去给这些问题打分，评分是大家讨论出来的。

通过这样一轮一轮的讨论，社区居民的气候意识也在慢慢形成。比如我们会问他们：“你还记得十年前最极端的一次气候事件吗？”“那时候旱到什么程度？”“你觉得最近几年是不是一年比一年难种？”他们自己就会说：“以前说百年难遇的事，现在几年一遇。”比如广西前两年七个月不下雨，雨一下就是涝，这种“旱涝急转”现在成了常态，虽然他们不知道这叫“气候变化”，但他们已经在生活中强烈地感知到了。

我们并不会直接灌输“这叫气候变化”，而是通过这些问题，引导他们意识到：过去认为只是“天气不好”的现象，可能是更大的系统性变化的一部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感知，我们后续的项目设计就会更精准、也更容易获得参与。

举个具体例子，我们在广西马山做评估的时候就发现，当地村民大量种植佛手瓜苗，但他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原来本地品种的瓜苗能连续留种三四年，抗病虫能力强，适应本地气候。但这几年干旱严重，瓜苗断代，留不了种了，只能从贵州买种子。可贵州的品种到了马山气候就不适应，过去能收十个月，现在到八月就不结了。这样一来，他们就自己意识到：本地种子的适应性其实更强，也更抗气候不确定性。

基于这个共识，我们就设计了“本地种源恢复与实验”的行动，一方面做农业多样性保护，另一方面也提升社区自身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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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在项目制定和落地过程中，你如何识别和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

黑龙江省环境保护教育学会 高瑞睿：在项目落地的时候，首先还是会从我们所处的区域实际出发。像我们在东北，水稻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导产业，整个黑龙江就是中国典型的水稻大省。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些水稻相关的项目，所以对这个产业和种植社群有一定的了解。

近两年东北的洪水越来越频繁，这也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把目光从原来单纯的产量问题转向了对极端气候事件的反思。这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一个可能的结合点：气候友好型稻作。原本在全国别的省份，比如湖南、云南四川等地，这种方法已经有一些试验基础了，但在我们这片最北方的水稻产区——三江平原，是没人做过的。

我们就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方向。因为这里的生态条件不一样——寒冷、积温低、灾害风险高——那么相同的方法放在我们这儿是不是还能跑通？这其实是一种实验性探索，同时也和当地农户的核心需求是高度关联的。

三江平原是整个佳木斯地区的重要农区，水稻种植面积比五常那边的松嫩平原还要大。但过去这几年，气候变了、种植成本高了，亏损可能性大了，直接表现就是水稻现在种植面积已经减少到第二，大豆第一。所以我们确实看到社区当下的生计结构、产业压力和气候风险已经开始交织，再加上有资源支持，我们就决定试着从种植系统入手，看看是不是能有一个更具适应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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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对气候变化的贡献&你认为要提升社区和社群气候行动实践，还需要哪些支持？

海南省蓝丝带海洋环境保护协会 韩玉：说实话，第一位就是资金支持。没有钱，空有想法也落不了地。我这几年脑子里压着的几个项目，没有匹配的资源，只能等，等那个合适的窗口、合适的基金。

青岛市黄岛区清源环保公益服务中心 程世功：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模仿、不断试错的阶段，试图把业务板块聚焦，这需要尽可能多的参加类似于本次这样的工作坊，与导师和伙伴们多碰撞。

我们机构跟蓝丝带不太一样，蓝丝带成立时间较早，已经有了一整套相对清晰的战略框架和板块分工。而我们现在的状态更像是观察、学习别人的做法，融合资源，希望能慢慢走出一条适合我们本地的路径，也想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叙事方式”。

感谢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劲草同行项目、乐施会(香港)北京办事处对本次学习的支持！

工作团队

作者：袁漪琳

排版：何香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