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北京市密云区石城镇西湾子村是一个典型的沿山沟河道分布的山村。村里建设年代较早的地区被村民们称之为“老村”，依山势建在较高的坡地上，而新建的“白房子”新村则集中在沟谷较平坦的河岸一带。

2025年7月24日至28日，北京遭遇了一场历史罕见的连续强降雨过程，西湾子村所在的密云西北山区正是此次极端降雨的中心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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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公开数据，仅26日中午至27日凌晨，密云西北部局地12小时累计雨量即超过300毫米，达到特大暴雨级别。四天累计最大降水量达543.4毫米，相当于“四天下了一年的雨”。在这场暴雨中，西湾子村受灾严重，山洪和泥石流导致多处路面损毁、房屋受损，村民被迫分批转移。

灾害并非单纯的自然事件，而是自然致害因子与社会结构交互作用的结果，风险感知则是连接客观风险和社会应对的关键中介（Tierney，2019）。我们的田野调查以西湾子村的燕山学堂为中心展开，主要受访者包括在地生活十余年的营地组织者大山、房东郑大哥和李大姐等村民。本次田野调查试图理解：在这场洪水中，当地人如何利用对社区的熟悉和经验、以及制度来界定风险？对风险的感知又如何影响了他们的撤离决策、家庭保护策略以及对基础设施的看法？

二、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在关于“风险感知”的研究中，风险感知通常被拆解为三个层面：认知层面、情感层面和行动层面。认知层面，指的是人们是对灾害发生概率、强度和后果的主观判断；情感层面，是恐惧、淡定、敬畏或后怕等情绪体验；行动层面，则表现为是否提前准备、是否撤离、是否返回受灾区域继续劳作（Tierney，2019）。

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当地人的风险感知不仅基于官方发布的预报信息，也受到长期在地生活形成的经验知识的影响。这些经验包括他们对河床、山势、风水、对之前亲历或目睹过的洪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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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救急应灾是一项行政工作。基层政府处理灾害的方式往往使用的一套行政逻辑：风险会被转化成流程、表格和指令，通过可量化、可执行的办法来应对。比如，气象局发布预警，乡镇干部就挨家挨户敲门，要求在特定时间内必须撤到指定安置点。用更严格的工程标准重建桥梁、道路、排水设施......从行政操作的层面上，“风险”不是人们对狂风暴雨、泥沙落石的体感，而是需要得到量化的指标，比如“水位线”“警戒信号的级别”和“转移人数”。

三、村民的洪水风险认知

受访者在谈及这次洪水时，习惯先从地形与历史来界定“哪里危险、哪里安全”。“老村”位于略高的坡地，被老人形容为“怀抱水”：“如果水来了，会像两条胳膊一样从两侧绕过去，不会直接冲进房子；相反，村民指出，“新村”所在的位“原先就是河床和河道”，因此今年的洪水爆发的时候，“唯一房子受到损害的恰恰是新农村建设的村”——一栋靠近河边的白房子被冲掉了地基，旁边的配房也被冲毁，而老村的房子“都没有事情”。在村民看来，这样的对比恰好印证了他们长期以来对高地、低地和旧河床风险的理解。

有老人回忆，2015 年村里因泥石流风险组织搬迁。把人从山上移到低处、把村庄集中到新址，本意是便于管理、降低地质灾害风险，却让一些关于水路和地势的旧有经验难以延续。村民常把这种变化形容为“懂地形的人变少了”。在这里呈现出的是两套知识体系的冲突：长期生活经验依靠日常观察和过往灾害来辨识高地与低地、旧河床与台地；而规划逻辑更重视布局整洁、集中建设以及基础设施成本（Gaillard & Mercer，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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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访者的叙述里，燕山学堂的位置也被普遍认为是相对安全的。一方面地势较高，离河道更远；另一方面，过去的洪水中这里曾被当作临时转移点。这些事实让学堂在村民的空间地图中被标记为“安全区”。

村民的风险理解主要来自地形——谁住在高地，谁住在旧河床；哪些地方曾被验证危险，哪些地方天然适合作为避险点。这幅由日常观察构成的空间地图，是他们判断洪水风险的起点。

四、家庭生活中的洪水风险情感

基于空间判断，洪水真正来临时，情绪对于家庭的应灾决策起到的影响是关键的。

在情感层面，洪水触发的是一套更难界定的心理反应。夜里，新村的强子一家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情感案例。强子反复跑到桥头观察水位，从最初的“有点涨”到后来看到水面逼近桥板，情绪明显变化。他回家开始把电器和贵重物品往高处搬，掀开木地板，把能抬的东西尽量放到二楼。这些动作既源于对风险的判断，也反映出恐惧被一点点推高。对他来说，水位并不是一个客观数字，而是不断迫近的压力。

是否连夜撤离、要不要叫醒孩子，则反映出家庭内部的情感考量。最终，强子一家选择不撤离，也不叫醒孩子。原因并不是他们轻视风险，而是在几种情绪之间权衡。一方面，他们相信对房屋结构有一定信任，觉得“水再大也高不过我们这一楼”；另一方面，他们更担心夜里匆忙转移会吓到孩子、留下心理阴影。同时，待在熟悉的家中，也让父母感觉更有掌控感。

郑大哥的情感则依托于另一套经验逻辑。他认为一段时间之内，一个地方不会连续发两次大洪水，这使得他们对这次洪水的主观恐惧弱于官方预警。在郑大哥的观念里，大水有周期、有“轮到”的先后，而这套理解降低了他们对当前风险的紧迫感。与之相对，“红色预警”和“统一转移”的指令，是为了把群众伤亡风险降到最低的管理责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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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感知也在时间上呈现出延迟。一些村民说，如果不看新闻，仍会觉得“整体还好”；在看到其他地区被冲毁的画面后，才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们也那样怎么办”。这种“后怕”，是灾后影像与个人经历重叠后的反应。大山回忆自己亲眼看到巨石在水里翻滚，那一刻让他意识到人力的有限，也生出对自然的敬畏；与此同时，经历过两次洪水的应对，让他觉得比过去更有把握面对不确定性。

在这部分叙述中，恐惧、镇定、后怕、安心与敬畏交织。围绕孩子、老人和日常秩序的判断，构成了洪水中家庭和个体的情感图景，使风险感知呈现出远比预警信号更为复杂的面貌。

五、基础设施与信息中的洪水风险行动

在空间判断和情绪考量之外，人们的实际行动往往取决于另一类因素：桥能不能过，信号有没有，能不能和外界联络。这些具体条件直接影响着“什么时候走”“能不能回村”这样的选择。

“狗洞桥”是一个典型例子。村民回忆说，旧桥因桥洞过小，2018 年洪水时憋水、冲毁道路；此后新建的桥仍然偏矮，成年人在桥下都直不起腰。这次洪水中，桥洞再次被树木堵住，水位被抬高后改道冲向村庄，新村附近的一座桥被冲没。因此，村里人认为新设计的桥不适合村里的水情。在他们的理解里，修一座桥本身就是在为未来的水选路径：桥要是修得再高些、洞再大些，或许结果就不一样了。这些抱怨背后，其实包含着很日常的考量——以后遇到大雨，这座桥还走不走。

统一转移和集中安置同样是基层管理者基于规范和制度的应灾策略，但部分村民对此也有自己的回应。在洪灾红色预警发布后，村民会被集中转移到镇上的安置点。但不少老人白天会悄悄回村干活，晚上再回到安置点睡觉。他们在制度规定的安全和自身经验的判断之间找到了一个折中的做法：白天觉得村里还能待，夜里必须躲开可能加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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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条件的变化也会影响组织和个体的行动决策。洪水前，大山在微信群里发短视频提醒“可能要涨水了”，这是最早的风险提示。但到夜里，电和网络几乎同时中断，营地和外界完全失去联系。他只能依靠一部信号微弱的手机与一位家长保持沟通，再请对方转发给家长群，以免家长误判风险。缺乏通讯基础设施，让这些临时的替代办法成了维持秩序的重要方式。

随着信号逐渐恢复，村里一盏太阳能路灯下成了新的聚点。老村民、新村民、孩子在晚上会聚到那里，在微弱信号下聊天、歇息。大山说，如果不是这次洪灾，大家不会在夜里这样坐在一起。这样的相聚成了某种新的日常，让村民在彼此陪伴中消化不安。

桥是否能过、哪里能住、信号是否存在——这些看似琐碎的因素，最终决定了村民在洪水中的行动方式，也决定了他们对风险的理解方式。

六、讨论与结论：风险感知的三个层面

综本次调研通过与湾子村这2025年7月洪灾遭遇者的访谈发现，人们对洪灾的风险感知具有多重面向。对地形的长期记忆、家庭在紧张与安抚之间的取舍，以及基础设施与信息条件下形成的各种行动方式。村民口中的“怀抱水”与旧河床，是代代累积的经验；政府发布的预警与统一转移，则构成另一套判断体系。两者并行，有时彼此补充，有时也会出现错位。

图源：科莱美特

情绪与行动也在其中不断变化。有人在夜里观察水势、反复权衡是否撤离；有人坚持白天回村劳作；孩子们在路灯下聊天，看着恢复的信号一点点稳定下来......当我们挖掘村民们的回忆场景，不难发现灾害治理并不是经验或制度的单方胜利，而是两者在现场不断磨合的过程。老人对地形的判断往往比图纸更贴近当地水情，而统一预警和集中转移又为极端天气提供了必要的安全底线。未来的挑战，可能正在于如何让这两种力量更好地衔接，让地方的经验与更大的系统一起，为不断加剧的不确定性留出更多的余地。

参考文献

1.Gaillard, J. C., & Mercer, J. (2013). From knowledge to action: Bridging gaps i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7(1), 93–114.

2.Tierney, K. (2019). Disasters: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Medford, MA: Polity Press.